大国崛起受挫与废都建筑格局 ------ 从严家祺对毛的评价和天安门广场改造谈起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严家祺先生认为毛泽东一辈子搞的是“新帝制”，并提出了改造天安门广场的建议，曾经公开发表于1993年12月24日的《欧洲日报》。作为一个曾经接受过物理学专业学习，后研究哲学和政治学的著名学者，严家祺先生以独特的眼光观察到天安门广场布局的极其不合理性。其短文，内容精炼扼要，观点旗帜鲜明，问题深刻独到，真是难能可贵。哪怕三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再阅读此文，仍会觉得很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共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后，如今大国崛起遇到阻力，发展路径受到挫折。中共建政前三十年撞入了险途，掉入了泥潭；后四十年，虽然遭遇过挫折，但总算是把握住了经济的发展机遇，终于跌跌撞撞地步入了致富之路。但政治变革却踌躇不前，不仅是历史遗憾，而且是发展陷阱。从2018年开始，形势突然逆转，习近平开了倒车，使得党国再次陷入危局。这样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剧烈变化，不得不使人们再度联想起北京城近几十年来的一些不合理，甚至是诡异的建筑格局变迁。
简单回顾历史，从1949年开始，北京城就遭遇了建城千年以来的厄运。国共内战期间，国民党将领傅作义曾经接受和平解放北平，也是为了保存六朝古都的皇家建筑群免遭炮火的损毁。入城后的中共将北平设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可是，让人们万万没有想到，北京城躲过了战争枪炮的毁坏，后来却遭到了无知政府的人为拆毁。不仅如此，北京市政府还新建了一些不可理喻的奇怪建筑，进一步破坏了北京城区的总体建筑格局。
人民英雄纪念碑，于1949年奠基，在1958年落成，它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心的南北中轴线上。如果站在天安门城楼往南看，纪念碑犹如一把尖锐的匕首竖立在故宫紫禁城的正前方。说直白一点，纪念碑就是墓碑，纪念堂就是坟墓。亘古以来，大至国家首都，小到百姓民宅，没有人会认为在国门或家门前面竖立墓碑和修建坟墓是吉祥的。因此，将人民英雄纪念碑和纪念堂修建在天安门广场的中轴线上是一个祸国殃民的历史性错误。
北京是首都，天安门是国门的象征，天安门广场是北京的中心，犹如国家的心脏。墓碑、坟墓组合成一个破坏性的建筑格局，且位于国家的心脏部位，必然给国运带来不祥。回顾当代史，自建起人民英雄纪念碑后，毛泽东等同僚们就狂热毛躁起来了，随后就大跃进，大饥荒，破四旧，文革，短短几十年内就发生了不少人间悲剧，天安门广场也不断发生流血事件。
另外，位于中南海的南边，在长安街的南侧，自从修建国家大剧院后，党国官员非正常死亡现象就频频发生。全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只有共产党政府的官员有非常高的自杀率，比如，跳楼、跳河，割脉，刺喉等。不知从何时起，中共党国吃人的政治体制，使得官员成为了一种高危职业。贪腐的行政体制诱使官员犯罪，一旦有了污点又以专政手段进行严厉惩处，这样一来他们就都成了极权体制的牺牲品。贪官污吏有寻死的勇气，却没有控诉吃人体制的胆量。改革开放以后，贪官队伍越发不断壮大，前仆后继，义无反顾，最后自绝于党国和人民。官商勾结的官吏还大量遭到惩处，不少羁押入监等。如今，老秦城里关押着不少高级别的新囚徒。除了贪腐体制之外，究竟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不值得当政者反思和探寻其它原因吗？
从宏观地理来看，由于外蒙古独立出去了，如今中国地理版图由清朝时期的龟形缩成了红朝的鸡形。北京正好处在鸡形版图的脖颈位置，地形狭窄，缺乏进深度，不中不正。从城市外观看，国家大剧院的外形像一个不锈钢的天罗地网，一半埋在地下，一半露出地面，恰恰摆放在了中南海新华门的正南面。然而，新华门是中南海的正大门，这就意味着党国官员从中南海一蹦出来，就钻进了预设在门前的天罗地网了。这样的建筑格局，就如鸟儿觅食，而误入早已布置好的丝网一样。从2008年奥运会后，整个北京城市的建筑格局进一步发生了系统性的坏变化。破坏的建筑格局具体为：北边筑鸟巢（国际奥运村），东边搭鸟架（央视裤衩大楼），南边布天网（国家大剧院），西边架鸟炮（中华世纪坛），中间住鸟人（中南海党国政要）。
这样一来，如今已是七朝古都的北京城被糟蹋得满目疮痍，一无是处了。如今的北京城，表面新鲜靓丽，实则阴森恐怖，外观雄伟宏大，内存阎罗陷阱。北京是枯竭之地，天津是破败之港，雄安是泥沼之淀。故而，改革开放四十年期间，天津的发展一直难见起色，成为渤海湾的落后老城区，扶持不起的破败之港；雄安一度有可能定为副首都，经过几年的折腾，巨大的投资如泥牛入海，似乎是永远填塞不满的漏财之坑，深不可测的无底之洞。所谓的千年大计，四年就蔫了，如今雄安新区成为了中国大陆最大的国家级烂尾工程。这是党国当权者，一兴奋而拍脑袋，立马脑子发热，集中力量办大错事的又一例证。
百年前的京津翼是北方地区的金三角，三十年前的京津翼是华北地区的铁三角，如今的京津雄已经是京都地区的泥三角。北京、天津、雄安已经沦为党国政府的惊金熊了。近七十年多年来，京都格局已彻底破坏，首都地气早已枯竭，整个华北地区早已是黄沙侵蚀、雾霾笼罩，资源匮乏的贫瘠之地。中国要再现汉唐雄风，必须往南迁都，在中部沿海沿江地区，选址重新建设一个新首都。如果能那样，才是真正的千年发展大计！
中共党国建政之初犯有两个巨大错误：一是另起国号；二是沿用废都。第一，另起国号，导致中共党国无法承接中华民国的正统地位。只要中华民国尚存不灭，中共党国就只能一直是个军阀政府。这与毛泽东主张出兵朝鲜而与美国彻底闹翻有很大关系；第二，沿用废都。有六百年历史的皇城帝都，使得帝制的戾气不散，皇城的冤魂不退，专制的厉鬼不休，谁住进中南海都容易邪气上身，晦气随形。毛进入北京城，特别蜗居在中南海以后，他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从延安时期的相对开明，变得冥顽不化，不可理喻；从西柏坡时期的意气风发，变得狂躁恶毒，不可一世。
如果当年毛泽东等人能听取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建议，在北京周边另建新城，则是最佳理想方案。乡间痞子毛泽东入京城犹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新鲜的很，羡慕到醉。毛泽东这帮住了多年窑洞的泥腿子一朝入了曾经的帝都皇城后，就急不可耐地要体验皇帝老儿的那种帝王感觉。他们根本听不进去梁思成的苦心建议。无奈的梁思成曾经发出悲愤之言：五十年后，必定后悔！果然，几十年后的北京已被拆毁得到处是断壁残垣，满目疮痍，物是人非。北京城毁于共党拆卸工人之手，这已经成为举国共识。过去七十年，由于不懂得、不善于听取好的建议，中共吃亏上当得地方多了去了。如今中共当局已是悔之晚矣。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在北京外围修建新城，一可以完好保存北京旧城，形成一个世界最大的，最完整的历史文化遗址；二，新政权可以摆脱旧城的诸多局限性和不良影响。拿毛的一句屁话来讲：一张白纸，可画最美的图画。
旅居德国的王维洛先生建议拆除毛泽东纪念堂，建立共产主义受难者哭墙。其实，在天安门广场建立哭墙的建议很不妥。哭墙可以建在北京的任何地方，但就是不能修建在天安门的中轴线上。那样会格局很不协调，气氛也不祥和。严家祺先生在1993年《欧洲日报》上发表的一篇短文引起了笔者的强烈共鸣。严家祺先生的“毛泽东'新帝制'”的观点以及天安门广场改造计划，既有反思和总结的历史价值，也很有现实的建设性意见，具有科学性，蕴含哲学元素，睿者之言跨越三十年，足以见证其有先见之明矣。
笔者陋见，将来在条件容许的情况下，可将纪念碑移至他处，比如西山或香山等地，摘下毛头像，移除毛尸首，拆除纪念堂，拆除磁器口教堂，彻底打通故宫中轴线，直到二环的永定门。毛当政时期，曾经饿死三千多万农民，斗死几千万国民，非正常死亡超八千万。毛是饿鬼的化身，魔鬼的皮影，幽灵的肉身。只要毛尸不出广场，中国就一直会是官不聊政，民不聊生的社会；只要毛像不下城墙，中国就不可能实现宪政民主，人民就不可能获得自由；只要毛头不撤钞票，中国就不可能成为发达国家，人民就不可能富裕幸福。
总之一句话：毛病不改，恶习不除，京城沦为废都，人民变为废垃！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为了清除毛泽东专制主义的影响，天安门广场有必要作重大改造。为此，在毛泽东诞生一百周年，提出“改造天安门广场”的五项建议:
一、撤除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
二、拔除插入天安门广场的利剑;
三、移走毛泽东遣体，打通被堵塞的北京中轴线;
四、从南往北建立雨排超高、巨型喷泉;
五、绿化天安门广场。
在北京，前门一正阳门一天安门一故宫正门一地安门形成一条“神圣中轴线”。几千年来，无论是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无一帝王敢于堵塞这条中轴线。为改造天安门广场，有必要把上述建议进一步周密化，或者拆除纪念堂，或者打通纪念堂南北两侧，使纪念堂成为前门和天安门之间的[自由通道”。在这“自由通道”两侧，可开设纪念品商店或卡拉OK。
我希望，在二〇O〇年或稍后的年代，经中国议会批准，以实施一项周密的“改造天安门广场计画”，使天安门广场不再成为专制的象征，而成为自由、宁静、开阔、吉祥的广场。
注：作者写于1993年12月22日巴黎，刊载于1993年12月24日的《欧洲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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