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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长津湖的热映预示着寒冬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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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汝谐   (作家   纽约)   最近,一部战争大片长津湖,经大陆朝野合力推波助澜, 成为一种几乎是空前的叫好又叫座的政治文化现象。 老中青三代粉红整齐地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涕泪交流; 我由是感到一种淡淡的哀愁, 仿佛听到秋后的蚂蚱聒噪欢歌,竟然不知好景不再,寒冬将至。 哦, 60 年前的可悲历史又回来了。 1959 年,庆祝建国 10 周年 ,一系列彩色故事片作为献礼片面世,五朵金花、聂耳、 林则徐等等,令人目不暇给。 可是转年到了 1960 年,风头骤变;最时髦最热门的电影, 是根据苏联话剧拍摄的黑白片以革命的名义, 提出了一个响亮的革命口号: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与此同时, 苏联斯大林时代的老电影普通一兵(黄继光的光辉榜样马特洛索夫) 等等黑白影片泛滥成灾,而那些好看的彩色电影统统不见了。同时, 当局还出版了苏联十月革命的回忆录黑面包干等等, 整个社会氛围可以概括成一句话:为革命而吃苦。 天哪,这个弯子转得又快又急又猛又突兀; 1958 年, 当局甚至提出了吃饭不要钱的口号( 毛泽东说三国时张鲁吃饭不要钱),而 1960 年就已经开始饿死人 了。 令人格外不安的是,眼下大规模断电限电的情况, 一出手就超过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 那个时候从来没有听说过大街上的红绿灯停电, 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不打招呼的无预警停电; 这一切都预示着随着经济的持续下跌, 一个新的吉凶难卜的困难时期开始了! 当局恰恰在此时推出长津湖这个电影,心机叵测。想一想吧, 川普时期美中打贸易战,时松时紧;当局左右摇摆, 一会儿推出电影上甘岭,表示要与美国佬死磕; 转天则又推出电影黄河绝恋,表示要与美国佬苦恋。 这种以文艺作品表述国策的轻浮做法,徒令天下人笑。同理, 按照当局舆论先行的一贯套路, 电影长津湖为即将到来的苦日子拉开了序幕,敲响了锣鼓。 我毫不怀疑,老中青三代粉红对中共及其领袖的热爱是非常真诚的; 也难怪,过去几十年,中共及其领袖让老中青三代粉红陡然致富—— 从自行车时代一步迈进小汽车时代, 从蜗居时代一步跨入房东房主时代,奇迹!而且,中共及其领袖画出 2025 、 2049 的纸面蛋糕等着他们坐地分享, 他们怎么可能不热爱中共及其领袖呢? 热爱中共及其领袖,等同于热爱人民币、大洋钱,何乐而不为? 然而,寒冬将至,现在真正到了考验他们的一颗红心的时候了! 吃肉的时候,他们热

1949年中华国民政府发布《反共救国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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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救国宣言》 1949年7月7日 编者按: 七十二年,反共宣言,字字珠矶,惜墨如金。回顾历史,国人慨叹,共产为何如此邪恶?国运竟然这般多踹?国民奈何此等多难?宣言之内容,现实之遭遇,言之凿凿矣。 中共夺取大陆统治权,是中国近代史上之最大不幸,也是中华各民族之最大不祥。驱逐马列, 传承道统 ,文化互补, 文明互 融, 回归先秦时期国人最本真纯正的上帝信仰, 中国才有真正复兴的希望。           十二年前之今日,中国政府与人民为保卫国家生存,维护世界和平,对侵略主义者发动全面抗战,经长期艰苦奋斗,抗战军事始告胜利结束。         在此战后四年之中,中共党徒如果体念民国缔造之艰难,抗战牺牲之深钜,激发起爱国天良,放弃武装叛乱之阴谋,接受政府和平建设之方针,使人民安居乐业之愿望得以实现,国家复员建设之计划得以进行,则中国已成为民主统一和平繁荣之国家,对于世界安全人类幸福有其重大之贡献。不意共党凭借抗战时期乘机坐大之武力,利用抗战以后国力凋敝之机会,破坏和平,扩大战祸,八年抗战之成果为其所摧毁无余,而国家危难比之于十二年前更为严重。           吾人深知中国如为共党所统治,国家绝不能独立,个人更难有自由,人民经济生活绝无发展之望,民族历史文化将有灭绝之虞。中国民族当前之危机实为有史以来最大之危机,而中国四亿五千万人口一旦沦入共产国际之铁幕,远东安全与世界和平亦受其莫大之威胁。           今日国难当前,时机迫切,吾人特共矢精诚,一致团结,为救国家争自由而与共党匪徒奋斗到底。吾人生死与共,个人绝无恩怨,民族之存亡所系,党派绝无异同。国家之领土完整与主权独立一日不能确保,人民之政治人权与经济人权一日不能获致,则吾人之共同努力即一日不能止息。         所望我全国同胞与政府通力合作,齐一意志,集中力量,重建抗战精神,坚持反共战斗,克服空前未有之危机,完成救国之使命。 宣言签署人:(共99人) 蒋中正、李宗仁、阎锡山、胡适、于斌、曾琦、张君劢、吴敬恒、徐傅霖、于右任、居正、王宠惠、何应钦、张群、邹鲁、程潜、吴铁城、钮永建、吴忠信、李文范、李璜、白崇禧、徐永昌、朱绍良、陈诚、马步芳、马鸿逵、童冠贤、刘哲、翁文灏、朱家骅、傅斯年、钱穆、张发奎、陈济棠、余汉谋、薛岳、黄旭初、杨森、刘文辉、王陵基、卢汉、谷正伦、陈立夫、王世杰、张厉生、左舜生、蒋匀田、

基督教改变近代中国 ------ 记录教会大学的历史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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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宋子文说过:“了解教会大学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的人太少了,圣约翰大学应属这些最前列的学校之一”。这样高度的评价同样适用于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之江大学等教会大学,它们的功勋应当被历史铭记。这些名字璀璨的教会大学,曾遭遇两次劫难,并于上世纪1952年集体消失。 消失的教会大学  周为筠   燕京大学90周年纪念活动前不久在北大校园里隆重举行,近千名燕大校友欢聚一堂共叙旧情,共同缅怀这所消失了半个多世纪的大学。过去的莘莘学子已成垂垂老者,最年轻的也已到了古暮稀年,可能这是他们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大规模聚在一起了。这些老人的到来使得宁静的“燕园”忽然热闹起来,很多年轻的学生感到好奇而新鲜,因为从来只知道北大而不知燕京,没想到“燕园”里还隐藏着这么一段历史。不过,老人们再也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大学,只有在未名湖畔铭刻的“原燕京大学未名湖区”石碑上,才能找到熟悉的“燕京大学”四个字。这所大学真的就这么永远消失了,但留在老人们的记忆里却依然清晰。他们仍记得当年考入这所与北大、清华齐名的名校是何其兴奋,想起老校长司徒雷登在入学典礼上一一叫出他们名字并握手的情景。一切恍若在昨天,历史车轮却无法回头的碾过。   与燕京大学经历一样命运的还有之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等十几所大学。这些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背后有着共同特征由基督教或天主教会创办,并一起在1952年那次全国院校大调整中集体消失。   这些大学虽然集体的人间蒸发了,但老校友们却每年坚持组织大小不等的聚会,显然这样聚会每次剩下的人越来越少了。这些教会大学的集体消失与浮现,让我们重新发现了一段早已被忘却的历史。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19世纪末伴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汹涌而进国门的还有洋人的宗教。一直为基督福音不能影响中国社会上层而苦恼的传教士们,发现了开办学校的“曲线”传教之路。当清政府宣布外国人在内地开设学堂亦无庸立案,立即出现一些由西方基督和天主教会创办的学校。由于新教各差会教派林立各自为政,为了争夺日后在华传教的有利地位,20世纪初纷纷开始把原有的学校升格为高等院校。   位于杭州钱塘江畔的之江大学就是其中之一。这所大学起源于1845年美国北长老会在宁波创办的崇信义塾。1867年改名为育英义塾并迁往杭州皮市巷。1911年才迁至秦望

被刨根挖底的中华文明 ----- 文革红卫兵挖祖坟

 从“史学革命”到“挖祖坟”                          ·丁 抒·   一九四九年中共执政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渐成历史 学家的使命。特别由于毛泽东“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 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说法之 引导,以“阶级斗争”涵盖一切、解释一切的倾向日渐泛滥,对 中国几千年历史一概否定、对农民起义一概推崇成了社会公论。 经过始于一九五八年的“史学革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军 事家甚至科学家、文学家,不是被说成是“统治阶级的代言 人”,就是被定为“封建王朝的御用工具”,只剩下扯旗造反、 上山落草的,才是英雄。正如毛泽东所说:“梁山的好汉都是些 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那时的梁山虽然没有产生马列主 义,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是符合马列主义的。”(1)于 是,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史书上有名有姓的,除开陈胜、吴 广、黄巢等几个造反想当皇帝没有当成,以及李自成、洪秀全等 过了几天皇帝瘾又被赶下台的“农民起义领袖”是中国历史上的 英雄人物之外,中国历史上几乎没剩下几个好人。   在大跃进引发大饥荒、无数人饿死后的一九六一、六二两年 间,毛泽东稍事收敛,没搞政治运动,也不再言必称“阶级斗 争”。那是他执政二十七年间举国政治形势最为宽松的两年,也 是后来所说的“牛鬼蛇神纷纷出笼”的两年。著名的历史学家、 北京大学教授翦伯赞乘此机会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意在扭转那种 把中国历史说得一团漆黑的倾向。其主要观点为:“不能因为进 行阶级教育,就对自己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把自己的历 史写成苍白无色,好象只是一堆罪恶的垃圾。”(2)“有些同 志把全部中国古代史说成了漆黑一团,说成是一堆垃圾,说成是 罪恶堆积。”“地主阶级的统治比奴隶主的统治总要好些……不 能因为它们是剥削制度就一律骂倒。“(3)”在我国历史上, 每一个时代或每一个王朝,都有一些杰出的历史人物,……其中 有些是帝王将相。我们应该以有这些杰出的历史人物而感到自 豪。“(4)”有些同志简单用阶级成份作为评论历史人物的标 准。很多历史人物之所以被否定,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就是 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阶级。……好象不如此,就会丧失阶级立 场。“(5)   可是好景不长,三千万人饿死的惨剧刚结束,毛泽东刚缓过劲,就又鼓吹起“阶级斗争”来 。从一九六三年起,政治形势又趋严峻

晚清八大汉臣的死后遭遇 ------ 同族相残者的因果报应

晚清八大名臣,死后境遇坎坷,墓园全部被毁,有人甚至被曝尸,或尸骨无存 在晚清危机四伏的岁月中,曾涌现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8位力挽狂澜式的政治人物,允公允能,可称清之栋梁,被誉为“晚清八大名臣”。这八人生前显赫无比,死后却境遇坎坷,陵园全部被毁,有的甚至被曝尸凌辱,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究竟为何会有如此下场,可能与他们维护满清腐朽统治,卖族求荣,充当汉奸军阀有关。当然,他们当中也有人为民族做出了大贡献。比如:左宗棠等。 在晚清风云激荡、危机四伏的岁月中,曾涌现出曾国藩、胡林翼、骆秉章、左宗棠、彭玉麟、沈葆桢、李鸿章、张之洞等8位力挽狂澜式的政治人物,允公允能,可称国之栋梁,被誉为“晚清八大名臣”(一说有曾国荃,而无张之洞)。这八人生前显赫无比,死后却境遇坎坷,陵园全部被毁,有的甚至被曝尸凌辱,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为腐朽统治而作恶,因果报应迟早会来的! 1.胡林翼 胡林翼为晚清中兴名臣之一,湘军重要统帅。1854年赴两湖抗击太平军,随曾国藩一同作战。1855-1861年间担任湖北巡抚,任职期间,整饬吏治、引荐人才,协调各方关系,曾多次推荐左宗棠、李鸿章等,为时人所称道,因功加太子太保衔。因积劳成疾,于1861年病死于武昌,年仅49岁,谥号文忠。 胡林翼死后,葬于今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石笋乡朱家桥蔡家湾上花桥小山上,为家族合葬墓。墓地于1958年遭到破坏,后来又被多次盗掘,损毁严重。 2.骆秉章 骆秉章于1850-1860年间任湖南巡抚,期间鼎立支持曾国藩办团练,又聘左宗棠为幕僚,对其言听计从。抚湘十年,治军平乱,功勋卓著。1860年擢升四川总督,任内击败并俘杀太平军重要统帅石达开,因功被授予太子太保衔。卒于1866年,年73岁,谥号文忠。 骆秉章死后,葬于今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罗村街道芦塘村,墓园占地面积约1000平米。文革期间,墓地一度遭到毁坏,直到2015年才进行重新修缮。新墓园以灰白麻石为主要材料,四周遍植罗汉松,使整个墓地焕然一新。 3.曾国藩 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汉奸军阀。太平天国运动时,曾国藩组建湘军,力挽狂澜,经过多年鏖战后剿灭太平军,有“再造”中华之大功,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卒于1872年,年61岁,谥号文正。 曾国藩死后,葬

从洪秀全的死看曾国藩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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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曾国藩是 中国 近代史上传统儒学的一个代表人物。晚清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是西学东进的结果,也是东西方文明第一回合的碰撞与较量。以晚清四大名臣为代表的士大夫们发起的同治中兴,也是传统儒学体系散发出的最后一抹余晖。从1861年洋务运动开始,儒学的官本位地位开始动摇。二十世纪初,废除科举标志着独尊儒学的历史彻底结束了。 曾国藩对洪秀全的仇恨,其实是顽固儒生盲目排斥外来思想文化的一种表现,特别是仇视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种心理反应。 曾国藩的恶体现了吃人礼教的顽固与反动。文人带兵团练,组织地方武装是汉族知识分子 试图捍卫儒学官本位地位的最后一次挣扎 。 曾国藩不是什么大儒,更不是千古第一完人, 他 是一个旧式文人,汉奸军阀,穷凶极恶的民族败类。曾氏兄弟、李鸿章、胡林翼等晚清名臣为保满清腐朽政权,而造成同族相残,烧杀奸淫,甚至无恶不作,都已经遭到了报应。 曾国藩验毕洪秀全的尸首,本来晴空万里的南京城,突然狂风骤起,暴雨袭来,约半时方歇。断然下达最严厉的惩处方式:“戮尸,举烈火而焚之!”洪秀全的尸体再次被拖了出来,被刀斧剁得粉碎。即使这样,还不罢休,曾国藩又命人把肉泥拌进火药,装入炮弹,然后接连发射出去——就是死了,也要让洪秀全灰飞烟灭,阴魂无归。本文摘自《天朝向左,世界向右——近代中西交锋的十字路口》,作者王龙,华文出版社出版。 一直到死洪秀全都保持神秘 1864年7月19日,天京(今南京)内外,黑云压城,火光冲天。正午时分,随着曾国藩弟弟曾国荃一声令下,“轰隆”一声惊天巨响凌空怒炸,太平门处的城墙被炸塌二十余丈,整个天京城地动山摇。数万眼睛血红狂狼暴兽般的湘军一齐呐喊如潮,挥舞着刀剑像龙卷风一样席卷向坍塌的城墙。守城的太平军再也抵挡不住洪水般呼啸而来的敌人。战至傍晚,九门皆破,天京失陷。湘军“见人即杀,见屋即烧”。他们无一例外都只想猎取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天王洪秀全。 然而湘军将整个天京城翻了个底朝天,也不见洪秀全的踪影。7月30日,湘军总兵熊登武得到一个太平军黄姓宫女告密,这才知道洪秀全已死十多天了。在她的指引下,曾国荃派人从天王府的大殿内挖出了洪秀全的尸体。 一直到死,洪秀全都保持着他固有的神秘感。临死前,他命人用十几层厚布,在死后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湘军掘开坟墓,将洪秀全浑身的厚布全部扯烂,扛到城南雨花台给曾国藩当面验看。 曾国藩用炮把其骨灰轰上天 曾国藩和洪秀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