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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在巫一毛出生前的几个星期，她的父亲被定为“ 极右分子”，发配北大荒劳改。母亲因为拒绝和父亲划清界限， 也失去了工作，行乞街头。 直到３岁生日，听闻父亲重病，为了让女儿见父亲一面， 母亲带着她千里迢迢去了北大荒，父女才第一次见面。 此后巫一毛和妈妈被下放安徽农村，时值大饥荒，妈妈怕她饿死， 就把年幼的她送回了天津外婆家。顶着右派子女的帽子， 巫一毛的童年饱经凌辱。 她上学不能走正门，只能钻为黑五类准备的小门洞； 课桌被放入粪便；多次被揪斗、殴打，遍体鳞伤。由于无人照顾， 孤苦伶仃的巫一毛曾经被扔进暗无天日的孤儿院， 目睹人间种种惨况。 年仅８岁独自一人去看病的途中被一个军人以像章为诱饵强暴， ９岁又被父亲的前同事再次强暴…… 10岁的时候已经要独自照顾年幼的弟弟。数次因病濒临死亡， 全是自己硬挺过来。转学到合肥高中时还打赤脚，学校要求穿鞋。 她万般无奈，去一家废品站，将粗长发辫剪掉卖钱买双塑料鞋， 方才入学。                                                                        巫家三子女 很多年后她才鼓起勇气，跟父亲讲这些悲惨往事的时候， 同样历尽苦难的父亲都不愿相信。 她的父亲巫宁坤，是大名鼎鼎的翻译家。我们熟悉的名著《 了不起的盖茨比》就是巫宁坤翻译的。他曾就读于西南联大外文系， 抗战期间中断学业志愿担任大名鼎鼎的“飞虎队”的翻译。 后又赴美担任在美受训的国军飞行员的翻译。抗战胜利后在美求学， 就读于芝加哥大学，专门研究英美文学。 当年在芝加哥大学，巫宁坤的同学几乎后来都是学界泰斗—— 李政道、杨振宁、穆旦。他们还成立了“研究中国问题小组”。 1951年7月，在燕京大学的盛情邀请下， 巫宁坤放弃了马上到手的博士学位，准备启程回国。 但李政道和杨振宁却坚决不归。李政道把巫宁坤送上船的时候， 巫宁坤极为不解的问：你为什么不回去呢？ 李政道淡然一笑：我不愿被人洗脑。 1951年回国前的巫宁坤 很多年后巫宁坤才明白这句话。 1957年因在双百运动时批评时政，后在反右运动时被划为“ 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发配北大荒改造。 1962年返回安徽大学当临时工。 1966年开始继续受到各种批斗，被关“牛棚”。 1979年才得以平反。 在他之后回国的芝加哥大学同学穆旦则没有熬到平反那天…… 在巫

       我用 英文 以回 忆录 形式 撰写 的自 传体 小说 ， A Single Tear ( 《一滴泪》），于 1993 年初在纽约出版。同年六月英国版在伦敦发行。稍后，日、韩、瑞典文版相继在东京、汉城、斯德哥尔摩问世。多年来，众多亲友一再敦促我为世界各地的华人读者撰写一个中文本，盛情可感。但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未能应命，深感歉疚。                1986 年春，我在英国剑桥大学作客期间，应主人之嘱写了一篇自传性长文，《从半步桥到剑桥》，在《剑桥评论》上发表。在这篇文章里 ，我简略地归纳了我的坎坷平生：“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但我是否徒然半生受难，又虚度短暂的余年？这是我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为了不辜负苦难余生，不辜负千千万万同命运的死者和生者，我至少可以把我们一家三代人在中国大陆数十年的亲身经历忠实地记录下来，其中的悲欢离合和众多知识分子家庭大同小异，沧海一泪而已，只不过我们的故事涵盖了整个新中国的历史时期。这样一部纪实作品，尽管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不仅可为当代中国生活提供独特的见证，而且对于以悲悯情怀理解人和历史或有所裨益。      本书英文原版问世后，英、美、和其它英语国家的媒体发表了不少评论。日、韩、瑞典、法国、哥伦比亚等国和香港、台湾的报刊也有专文评介。在中国大陆，北京的《英语世界》独家刊載了片段摘录，并发表了编者按，《读书》等书刊也有所评论。中外各家评论褒贬不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本是健康的文学评论的的正常情况。无论是褒是贬，本书作者都受益匪浅。至于有人又祭起老祖宗“焚书坑儒” 的法宝，那就超出文学评论的范畴，又当 别论。      全书由我一人执笔，其中有几章是根据怡楷多年来口述整理。英文原著于 1991 年在母校、印第安纳州曼彻斯特学院驻访时完成，写作过程中全凭记忆，又不可能有日记之类资料可供查考，加以年堙日久，记忆日益衰退，不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差错，在中文版中尽力加以修正。不足之处，请予海涵。   巫宁坤 2001 年于美国维州猎人森林客中

埃德加·斯诺的愚蠢之旅   为了“更好地对外讲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共希望能找到像当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Edgar Snow）那样的外国人为中共唱赞歌，以改善中共日益恶化的国际形象。然而，这样的斯诺恐怕不会再有，而且，晚年的斯诺本人也已经无法接受中共的种种做法。 新时代的斯诺？ 中国在寻找“有用的白痴”？ 近日，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社《中国日报》宣布成立“新时代斯诺工作室”。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不久前也写信给北大的外国留学生，希望他们了解中国和介绍中国。 据报道，“新时代斯诺工作室将为《中国日报》的外籍记者和国际友人提供更多平台和机会到各地深入了解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变化，记录精彩的中国故事，展示丰富多彩、生动立体的中国形象。” 除了《中国日报》成立“新时代斯诺工作室”外，中国外长王毅今年3月也在一次记者会上谈到斯诺。他说，“斯诺并非共产主义者，但他谈论中国共产党时，不带意识形态偏见，他说出事实、保持客观”。4月，中国副外长乐玉成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也说：“媒体朋友，我希望你们都成为新时代的斯诺”。 美国著名汉学家，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特聘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共并非在寻找斯诺，而是在寻找西方社会的“有用的白痴”。他说， 习近平和中共现在还期待能找到斯诺那样的记者，要么太愚蠢，要么有其他的政治目的。 他说：“与斯诺当时的情况不同。中共不再是孤立的、未知的，藏在一个叫做延安的与世隔绝的地方。现在的共产党无处不在。人们知道中共，虽然知道的不算很深，但对于今天的中共是谁，他们并不神秘。所以指望现在还会有像斯诺这样的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荒谬的。习近平这么提出来，要么是愚蠢，要么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文字游戏：我们想要埃德加·斯诺那样人，给人们这种粉饰的印象。” “有用的白痴“，冷战时期被用来特指那些被莫斯科精心安排到苏联访问，对苏联着迷，后来帮助列宁政权说尽好话的西方知识分子。后来，这个词用来泛指为某一事业进行宣传而不完全清楚这一事业的目标的人。 1936年7月13日，经宋庆龄的介绍，斯诺前往当时的中共中央临时驻地保安县采访，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红色区域的外国记者。在那里，斯诺得到了国家级贵宾的待遇，并成功地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后来，斯诺根据这些采访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又名《西

今天，六月27日， 是著名傑出民運領袖王炳章博士被中共從越南綁架回大陸投入大牢單 獨關押19週年！ 王炳章博士的家人已經6個多月沒有聽到任何關於他的消息了！ 他還活著嗎？ 王炳章博士是中共竊取大陸政權後第一位海外學子獲得了西方醫學博 士的人； 王炳章博士也是第一位在拿到他的醫學博士學位後像孫中山那樣棄醫 從運的人； 王炳章博士是中共竊取大陸政權後第一位敢於公開地向中共獨裁統治 說不的人； 他創建了一個在世界範圍廣泛發行的宣傳中國人自由民主人權思想， 創建了《中國之春》雜誌； 王炳章博士也是第一位公開地創建了第一個中國民運組織 -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民聯）的人； 王炳章博士遠見卓識，不但有思想、有能力、有智慧，有膽量、 有才華、也有如何把中國推向民主的高瞻遠矚，他撰寫了《 中國革命之路》； 王炳章博士是使中共獨裁政權感到最害怕的中國民主革命的領袖； 所以，王炳章博士也是使中共獨裁政權花錢最多、在跟蹤、監視、 派的特務圍著他轉，花的人力最多的人； 王炳章博士出類拔萃，非常有組織能力，並頗有對內對外聯繫， 建立中國的民主自由人權的國際影響的活動家； 王炳章博士是第一位中國的像曼德拉一樣放棄個人的金錢、 地位等一切私人利益為民獻身的英雄！ 這一切一切，都使得中共獨裁者們十分懼怕王博士，所以， 王炳章博士也是使得中共最不能容忍、最害怕， 眼看著他的影響越來越大、 就要把中國變成民主的國家而惶惶不可終日！於是， 中共冒天下之大不韙，把王炳章博士騙到了越南，把他綁架！ 王炳章博士之偉大，與那些出賣靈魂的“民運領袖”， 拿著共匪的錢，裝成反共人士不可比擬！ 那些人不會被抓、不會被打，也不會被孤立，因為他們不是王炳章， 不是像王炳章那樣堅決地反共。我們希望，你們能夠改變自己， 控制你們的私慾、個人利益，像王炳章學習， 將你們的身心真正獻給中國的民主人權和自由。 我們衷心地希望，您能盡快與本地的參議員和眾議員， 要求他們再次通過新的議案，早日救出王炳章， 使他能與家人早日團聚。 我們今天邀請了王炳章博士的弟弟王炳武、 好朋友中國歷史學家辛灝年教授、作家和民主中國陣線（民陣） 原國際總部主席、現任副主席盛雪女士、 好友與忠實虔誠的吳倩女士和好友、 中國民主人權聯盟主席和民陣總部副主席金秀紅女士， 紀念王炳章博士入獄19週年。 王炳章博士還活著嗎？！我們迫切地想知

美国的觉醒 美国长久以来对中共有鹰派和鸽派,去年鸽派知名人士还联合发表《中国不是敌人》的声明。美国这两年认识到中共是战略对手,过去误判了中共,要开始与中共脱钩。 讲到脱钩,当然是与中共脱钩,不是与中国人民脱钩。但是中共控制着中国经济,在经济上与中共脱钩,就有相当难度。脱钩在美国又没有立法根据,无法强制执行。完全脱钩几乎不可能,民间贸易往来难以断绝。 美国在与中共的战略斗争中,贸易脱钩没有意义,政治斗争、意识形态斗争才是关键。政治斗争首要是分清敌我,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美国几十年与中共打交道,最大的错误就是把敌人当朋友,毛泽东本来是与斯大林一样,是凶残的共产主义恶魔,但中共善于伪装,擅长披上悦人的外衣,蒙骗美国人,从 1930 年代毛泽东欺骗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开始,斯诺又把毛泽东的骗辞拿来欺骗罗斯福总统。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日胜利后,毛泽东继续欺骗罗斯福和杜鲁门总统的特使,使美国更加信任中共毛泽东而不是盟友蒋介石。 二战期间罗斯福总统居然与斯大林结盟,给濒临灭亡的苏联输血,纵容斯大林的极权统治对外扩张,斯大林打出 12 国共产帝国,美其名曰“社会主义阵营”,使共产主义泛滥成灾,为祸全球。这是美国与共产主义百年斗争中最大的战略失误,最重大的教训。二战苏联得到美援,从濒临死亡状态中复活。苏联以共产国际之名在东方扶持的小兄弟毛泽东,给中华民族造成巨大灾难。 历史教训十分沉痛,尼克松总统并未接受罗斯福的沉痛教训,1972 年他又居然认毛泽东是朋友,中美两国无外交关系,尼克松失格,亲飞北京拜毛泽东,直入他的卧室,美其名曰“破冰”“三大角”“拉中抗苏”。此时斯大林已死,毛泽东是共产邪恶阵营剩下的巨魔,中共比苏共更邪恶。与毛泽东握手言欢,走出了 1979 年中美建交的第一步;也为后来的中美贸易奠定了基础。 1976 年毛泽东去世,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崩溃。邓小平攻打越南,向美国递上投名状。实行改革开放,用功利主义的政治哲学欺骗美国,中共遂起死回生。邓改经济,政治不改。四个坚持,韬光养晦,把剑放进套子里。1989 年把剑拔出来镇压民主运动,出动百辆坦克,10 万大军屠城,死人千人以上。老布什总统认敌为友,怕得罪邓小平,不敢支持天安门民主运动,不谴责共产党镇压学生和北京市民。 1991 年苏联红色帝国解体,人们以为共产主义霸主完了,共产主义也就完了。福山(Francis F

李 勇 锺闻先生是美国中文报界杰出的新闻记者。80年代到90年代， 我与他都是纽约华人社区从事採访工作的同业， 因此很留意他发表在中文报章上的文稿。后来他离开新闻工作岗位， 从事地产事业，并搬去维吉尼亚州居住。此后常在报章、 杂志上拜读到他的大作。发现他摆脱新闻报导的狭窄范围， 写作层面深广，文笔更为洗练，立论非常中肯，见解十分独到。 经过布朗大学徐文立教授间接指引，彼此才恢复联络， 并常有电邮往来。对他写作不辍更为敬佩。 今年初，锺闻兄在电邮中告知：他将有大作问世。为了先睹为快， 我请他把部份样稿传给我看。拜读之下，对他才情有更多的认识： 他笔下论述精辟，旁徵博引，深入浅出，令我衷心敬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全球以为世界和平可期， 没有想到苏联斯大林以共产国际首领自居，向亚洲各国输出革命， 于是亚洲出现了不少红色附庸国。首先遇害的是中国，然后是朝鲜、 越南、柬埔寨。红旗所到之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难民蜂涌外逃。美国目睹变局，挺身而出，围堵中共，防范苏共。 形成民主自由与共产极权间的壁垒，直到今天。 在欧洲制造灾难的是苏共的斯大林， 在亚洲制造灾难的是中共的毛泽东。这两个变态魔王， 残暴恶毒相似。但俄罗斯在斯大林死后，被继承他的赫鲁晓夫批判， 四十年后苏联终于解体。而中国大陆， 毛泽东死后仍然由继承者维持一党专政至今。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证明了对共产主义的反省， 俄罗斯民族比中华民族深刻。 锺闻先生博览群书，对美国历史瞭解通透，他指出， 从1919年美国威尔逊总统开始就明白说出来对俄共的反感， 威尔逊认定：“俄共靠的暴力与狡诈上台，与美对立…… 对美国的威胁比德国大。”这种见解， 使美国的反共国策从那时候开始，延续至今。 当然，其中也有反覆，那就是1933年11月， 罗斯福上任与苏联建立外交关係。罗斯福派布列提(William  Bullitt)为首任大使。布列提发现斯大林对美国有敌意， 曾提议断绝外交关係。 罗斯福总统为了抵挡德国与日本的扩张而决定维持与苏联的外交关係 。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罗斯福居然为苏“输血”， 遭到前任总统胡佛抨击。 1917年的俄共夺权成功到1949年中国大陆赤化， 美国才发现共产国际“世界革命”的野心，于是形成”民主国家” 与“共产国际”两个大壁垒。最明显的是， 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出兵入韩，与韩共、中共展开一场以“火海”

如何知天命 民主牆40週年 （上） 民主牆40週年（下）

八九學運與文革 【按：前一段質疑「八九」，也點了幾位「歷史親歷者」的大名，這 樣做很草率，也不夠尊重，大家都年紀一大把了。其實我是思索了很 久的，為什麼不分享一下呢，互聯網那麼方便？此文有個副題：「 八九學運對文革的承傳」。】 1989年的天安門學運，跟1976年結束的文革，兩者之間只相 隔十三年，等於在很短的時間里，幾乎是同一個世代，中國发生了兩 次全國規模的群眾運動，這個現象，無論在政治、社會、 文化和思想史諸方面，都具有極大的意義。此其一。 更重要的一點是，由於民間共同記憶的催发，對於文革的研究，已經 產生了不少論述、觀點、爭辯和反思。但是八九“六四”事件的发生 ，人們又產生了新的一組共同記憶，無疑將對關於文革的共同記憶发 生影響，甚至是顛覆性的影響，原因有兩個： 一是八九學運有意無意間在模仿文革，或者說，文革中的許多行為模 式、思想方法，不可遏制地遺傳到八九學運中來；二是，中共當局最 初定性學運和最終選擇調野戰軍進京鎮壓的決策，其潛意識都是來自 於他們的“文革經驗”。 還有一個更現實的背景是，“六四”鎮壓後，中共建構鋼性“維穩” 系統，返回“全能主義”控制，不惜一切代價壓制民間的任何意願， 並成功達至低人權、低福利、高污染、高腐敗的“經濟起飛”，得以 配合跨國資本大公司完成“全球化”，由此中共塑造了一種與時代潮 流相悖的“中國模式”，雖然這二十年間國際社會接連发生了“ 蘇東波”共產體制坍塌、中東“茉莉花”民間抗議風潮兩大成功的“ 公民抗命”運動；這意味著中國的經驗解構了西方關於“ 經濟发展必定促進政治進步”的預期，提供了關於“公民抗命” 的相反實踐。中國在一個極短促歷史中的兩次“大規模群眾運動”， 竟然走向徹底相反的結論，含義不僅僅是“諷刺的”，更是悲痛的。 上述這些富有挑戰性的問題，都指向一個可能的解答途徑，那就是文 革與“八九”兩大運動的比較性研究，特別是它們之間的相關性。 文革因其全方位攪動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等幾乎所有領域， 已經在中國形成了有別於傳統文化（舊傳統）、共產黨文化（ 新傳統）的一個“新近傳統”，我們特別需要解析這個傳統。 1、“學生運動”：五四的承傳與變異 中國現代史就发端於一場“學生鬧事”（1919年北京大學“五四 運動”），所以中國的政治，恐怕永遠都存在著對“學生運動”的某 種預期，不管體制或民間的意願怎樣。有趣的是，連操弄群眾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