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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九學運與文革 |
【按：前一段質疑「八九」，也點了幾位「歷史親歷者」的大名，這樣做很草率，也不夠尊重，大家都年紀一大把了。其實我是思索了很久的，為什麼不分享一下呢，互聯網那麼方便？此文有個副題：「八九學運對文革的承傳」。】
1989年的天安門學運，跟1976年結束的文革，兩者之間只相隔十三年，等於在很短的時間里，幾乎是同一個世代，中國发生了兩次全國規模的群眾運動，這個現象，無論在政治、社會、文化和思想史諸方面，都具有極大的意義。此其一。更重要的一點是，由於民間共同記憶的催发，對於文革的研究，已經產生了不少論述、觀點、爭辯和反思。但是八九“六四”事件的发生，人們又產生了新的一組共同記憶，無疑將對關於文革的共同記憶发生影響，甚至是顛覆性的影響，原因有兩個：一是八九學運有意無意間在模仿文革，或者說，文革中的許多行為模式、思想方法，不可遏制地遺傳到八九學運中來；二是，中共當局最初定性學運和最終選擇調野戰軍進京鎮壓的決策，其潛意識都是來自於他們的“文革經驗”。還有一個更現實的背景是，“六四”鎮壓後，中共建構鋼性“維穩”系統，返回“全能主義”控制，不惜一切代價壓制民間的任何意願，並成功達至低人權、低福利、高污染、高腐敗的“經濟起飛”，得以配合跨國資本大公司完成“全球化”，由此中共塑造了一種與時代潮流相悖的“中國模式”，雖然這二十年間國際社會接連发生了“蘇東波”共產體制坍塌、中東“茉莉花”民間抗議風潮兩大成功的“公民抗命”運動；這意味著中國的經驗解構了西方關於“經濟发展必定促進政治進步”的預期，提供了關於“公民抗命”的相反實踐。中國在一個極短促歷史中的兩次“大規模群眾運動”，竟然走向徹底相反的結論，含義不僅僅是“諷刺的”，更是悲痛的。上述這些富有挑戰性的問題，都指向一個可能的解答途徑，那就是文革與“八九”兩大運動的比較性研究，特別是它們之間的相關性。文革因其全方位攪動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等幾乎所有領域，已經在中國形成了有別於傳統文化（舊傳統）、共產黨文化（新傳統）的一個“新近傳統”，我們特別需要解析這個傳統。1、“學生運動”：五四的承傳與變異中國現代史就发端於一場“學生鬧事”（1919年北京大學“五四運動”），所以中國的政治，恐怕永遠都存在著對“學生運動”的某種預期，不管體制或民間的意願怎樣。有趣的是，連操弄群眾運動於股掌之上的毛澤東，最初也選擇從挑動學生開始，來发動一場文革，最早甚至是中學生，如北師大女附中直接打死校長。我們也可以說，這種“文革”傳統，就是一種“共產黨新傳統”，盡管它近三十年來拼命地想消滅這個傳統。我們把“五四”、文革、“八九”三場以“學生鬧事”開端的事件放在一起比較，可以看到一些相同特征。比如：——學生“打先鋒”總是中國政治運動的頭一炮，而且常常威力巨大，瞬間蔓延成全國規模；相比之下，你很少見到農民、工人或其他階層領頭起事的，除非是古代社會，中國民間從來只產生“陳勝吳廣”；——不管打著什麽旗號，學生運動最終都會走向組黨。這是一個“遺傳基因”，根據一些思想史學者的研究，五四運動就是一個怪胎，一個雙胞胎，因為她既是一個激烈反傳統的“新文化運動”，同時又是創建一個列寧式政黨的政治運動。共產黨奪取政權；——學生運動難免不被操縱；——還有很特殊的一點，中共在成為執政黨之前，是善於組織和操縱“學生運動”的老手，但成為執政黨以後，反而對它非常陌生、懼怕、愚笨；——現代中國三場「學生運動」，第一場可稱「偉大」，因為它不僅是現代中國的開端，還開啟了中國的現代思想、語言和文學，而且它還締造了一個黨；然而後來的兩場學運，都发生在這個黨的統治之下，不僅不可能再「偉大」，還令社會付出沈重代價，它是不是可以產生一個結論：在這種專制下，學運得不償失，不如漸進改良，徐圖社會空間的擴張？這個結論最終會不會產生？我在流亡之初，寫過一些評價「激進傾向」的文字，其中有一篇《文化激進與政治激進——從梁啟超說到天安門》，即嘗試梳理八十年代「文化熱」對八九學運有何影響，雖然對八九天安門做歷史評價還為時過早，但把它作為一個政治、思潮乃至文化的範式來分析研究，則不但不早，恰是非常有意義的，我說：『天安門流血的悲劇因素是多重的，單追究學生不肯撤退的責任是一種有偏見的態度。如果把保守和激進視為一種態度、傾向而言，鄧小平認為學生鬧事就是紅衛兵，江山傾刻要倒，絕無信心和耐心以求武力之外的解決之道，竟以野戰軍之坦克入京師彈壓，則是此一事件中最為激進的態度，這個老爺子有「文革後遺癥」，他孤獨的恐懼是連趙紫陽都無法「勸解」的。『趙紫陽是高層化解沖突的唯一存在，鎮壓非他所願而要他承擔，只好撂出鄧小平連帶撂挑子，他這一撂，長安街便先是討鄧怒潮後是血肉橫飛，事後去看，難道他非走這一步不可? 他是以個人名節壓倒了政治家在重大危機關頭所負之責任倫理，在那種制度下他的這種恐懼似也無可苛責。『知識分子們多數是勸架的，但推波逐瀾、出謀劃策者也不少，將「文革」絕食經驗傳授給學生，把躲在幕後的鄧小平作為「垂簾聽政」者暴露出來，等等，在兩方相持不下之際均是頗為激進的做法。這自然也無苛刻責，但為何只苛責學生「激進」呢? 據說絕食學生領袖要「廣場流血成河」，為的是「等到人民團結起來」，這麽說他們是怕撤下來老百姓就撂下他們不管了，這是一種再恐懼不過的孤獨了。『這個社會是空的，在這里搞政治的人都會賭，都容易在態度上傾向上偏於激進。這是一個歷史的精神的遺產，以單方面修理學生是無法讓中國拋棄這份遺產的。我自己也曾撰文演說激烈地批學生的激進，可是有一次見到余英時先生，他是第一個提出「中國近代以來激進與保守」問題的學者，如今此說大有風靡之勢，資源都來自他這里，可他卻皺著眉頭對我說: 「別老罵學生了，他們都還是孩子嘛，想想你們自己是怎麽過來的。」』鄭義自然清楚，『將「文革」絕食經驗傳授給學生』是指他，撰一長文來討論，我想約他一談，記不清後來談了沒有。八九學運始於遊行情願，一開始就出現一幕著名的“跪請”場面：三個學生（張志勇、郭海峰、周勇軍）登上人大會堂東門台階，舉著請願書，跪在台階上，據說跪了35分鐘，里面在舉行胡耀邦追悼會，居然沒有一個國家領導人出面接受請願書。我認為這件事的象征意義，遠大於說它是「學運激化」的一個因素；第一，這種“跪著造反”的象征，強烈顯示了八九學生的集體無意識，即他們從一開始就沒有真的要「造反」；第二、這是鄧小平和老人黨被「文革」嚇破膽的一個反證，他們作為獨裁者居然讀不懂這個“跪著造反”的含義；第三，“跪請事件”雖然只有短短35分鐘，显示八九學生的潛意識，正來自十三年前剛結束的那場文革，而整個文革群眾造反運動，受毛澤東操控，等於“跪著造反”。但是，如此溫和的“造反”，卻由於鄧小平的顢頇而激化，從靜坐一路走向絕食，最後血染長街，我一眼就看出，那場文化大革命的幽靈，無聲無息地揳進廣場，一定有「文革亲歷者」在廣場上，我也知道他是誰。2、「人民文革」徐友漁指出，“兩個文革”說脫胎於“社會沖突論”，這是文革研究者認識和評價文革的一種很有影響的方法和理論，他們的矛盾和沖突反映了中國社會的矛盾。楊小凱（又名楊曦光）、鄭義、劉國凱、王紹光等人也持“社會沖突論”。最早正式提出“兩個文革”這個概念的是王希哲……。文革的合理性，在於「人民」借它曲折地反抗中共專制，對此已有很多研究，也紛爭不已。八九學運並沒有簡單地重覆文革：——文革借毛反共，八九則將矛頭對準鄧，甚至也不接受趙紫陽從中「斡旋」；——文革將造神運動推向高潮，毛的權威達至空前，八九則因「垂簾聽政」而爆炸，不接受並否定任何權威，甚至因無權威而失控；——文革溫和激進皆聽「毛主席指揮棒轉」，八九受民眾支持並保護，卻拒絕任何社會階層的勸解，一路被激進策略綁架；——文革被“挑逗群眾鬥群眾”的梟雄所玩弄，淹沒在派仗之中，民粹色彩大发揚，八九失去這個因素，卻民粹色彩毫未減弱；——文革造反派沒有革命訴求，但清晰地表達要求中共改變壓制性的社會政策，如階級歧視、貧困等，八九雖提出新聞自由等訴求，卻一直被“愛國”話語籠罩，未及產生更明確的政治訴求……還有許多。然而，八九的運動樣式、激進路線完全搬抄文革——遊行、靜坐、絕食，我沒有看到他們的創新在哪里？文革是一場“暴民運動”，但這麼暴烈的、橫行了十年的一場全民狂熱，從劉少奇、鄧小平的角度去看，是一個大災難；但是從毛澤東的角度看，發了瘋的億萬民眾，居然是非常聽話的，運動收放自如，從“天下大亂”輕易就達到“天下大治”。可是，八九群體跟文革群體一樣，皆如古斯塔夫•勒龐所描繪的：『人們為偶然事件或一個目標而聚集在一起，自覺的個性就會消失，成千上萬孤立的個人也就獲得了一種心理群體的特征，受著無意識因素的支配、大腦活動消失、智力下降、感情徹底變化。』他具體歸納了五點：（1）沖動、易變和急躁。所有刺激因素都對群體有支配作用，群體不會深思熟慮。（2）群體易受暗示和輕信，把頭腦中產生的幻覺當做現實，中有教養的人和無知的人沒有區別。（3）群體情緒的誇張與單純。群體不允許懷疑和不確定，總是走極端。（4）群體的偏執、專橫和保守。（5）群體的道德，有一種淨化的傾向，很少被利益的考慮所左右。把以上五點再濃縮一下，其實就是兩點：低智商和受操控。3、水、吃人、禮教細節常常是迷人的。1988年底我在《龍年的悲愴》中寫道：『此時恰逢趙瑜從山西來京修改他的《強國夢》，我邀他住在劇組，每晚徹夜長談。那晚，他邀我和魯湘、夏駿等去看電影《老井》，那是他的好友鄭義的扛鼎之作。太行山人同水的那種力量懸殊、幾近絕望的搏鬥，使我忽然明白了，水對於我們這個民族來說直到今天也難以擺脫的特殊文明意義。我們被深深的震撼。「你找到一個不用翻譯的『世界語』——水。」在趙瑜慫恿下，當晚我給鄭義寫了封信：「在西方人看來——馬克思就是這樣看的，東方那悠久的專制主義實際上同水有關係。大河流域民族的全部文明就建立在與水搏鬥的生存偉力和被水制約的悲劇命運的兩難基礎上。民族的心態和性格，便在這兩難中被扭曲和異化……。」從《老井》裡，我再次讀出曾在河南的太行山林縣看到的那種「治水社會」特徵，其實就是馬克思稍稍涉獵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社會。我膩歪透了這個大鬍子的所謂社會發展「五階段論」 ，跟中國歷史毫不相幹——不過被共產黨拿來硬套在幾千年歷史和幾億人頭上，毛澤東還拿其中的「共產主義」當作一根鞭子，抽打人民搞「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及至發現共產黨的老祖宗竟然另有「亞細亞」一說，且非常契合中國，就有點偏愛；況且當時西方的種種「後現代」、「新馬」論說尚未引進中國；如今要談黃河文明了，難道還找得出其他更相宜的「理論資源」嗎？』也就是說，趙瑜給《河殤》劇組帶來一股「水」的資訊，來自鄭義的《老井》，具有強烈的文化意味，實際上深刻影響了我的《河殤》創作。那時候，鄭義來北京就會找我去侃，我倆可以在東四的人民出版社招待所，盤腿坐在床上，一侃一整夜。有一次他很神秘地說：“廣西在文革中吃人，信不信？專吃眼珠子、生殖器……”我嚇了一跳，叫他別再往下講。“你瞧你，我這回就是專門來請你去寫的，這個題材全國只有你能寫！”我跟他解釋，我不知為什麽聽不得太殘忍的事情，我的思維會窒息，更別提寫了。誰知我們再見面，是四年以後了。九三年初劉賓雁、蘇煒和我去肯尼迪機場接人，來的正是鄭義和北明，一下飛機就被記者包圍，新聞上了《紐約時報》頭版，「六四」以來很少見的，“廣西吃人”的新聞也很轟動；鄭義一見面就說，台灣出版人退了他的《紅色紀念碑》书稿，認為“太反傳統”，難以接受，這位出版人也是我的朋友。接著我跟鄭義又发生爭執，他先很謙和地問我，怎麽詮釋“廣西吃人”這件事？我一楞，問他你打算怎麽寫？“當然是傳統文化呀。”我知道他這種看法，其實是“禮教吃人”這句的直接翻版，這是五四以來最大聲量的話語，無人不受影響，但是這種“思想性”的東西，怎麽能直接拿來解釋現實的吃人行為？可是我跟他除了一通拌嘴，啥也沒講清楚，我倆從此生了隔閡。4、晉軍文學和政治可以任意穿越吗？這是八九的特殊現象嗎？鄭義逃出中國以後，關於策動學生絕食一事，就跟我发生很激烈的爭論，我倆是好朋友，也幾乎翻臉了。別的是非都不去管它，六四前我就對鄭義、趙瑜兩人說：共產黨會開槍殺人的。趙瑜說：它敢！都什麼年月了？我還能說什麼？所以，傅莉至今認為，廣場上死了那麼多人，特別是那些中學生，知識分子是有責任的。我不知道丁子霖的看法，但我不相信她內心對學生不肯撤出廣場一點沒有看法。我在大學教書，太了解這一代大學生了，他們對共產黨的認識實在太幼稚，可是我們紅衛兵這一代人如果還幼稚的話，如果還去縱容孩子們的幼稚，那就是罪過了。仇恨誰沒有？仇恨能解決什麼問題？別看山西偏居太行一隅，卻是個文學大省，八十年代文壇有“晉軍”一說，那里盛產作家，從趙樹理到“西李馬胡孫”（馬烽、西戎、李束為、孫謙、胡正），都是山西農村土生土長的作家。那塊土地極肥沃，八十年代又名家輩出，如李銳、鄭義、柯雲路、韓石山等等，報告文學也出了趙瑜、麥天樞、張伯笠等。但是沒有幾人知道，八九年北京大學有個作家班，其中頗有幾位晉軍，連班長陳建祖都是山西作家。四月學潮驟起，太原離北京很近，晉軍大顯身手。記得很早鄭義忽然來京，跟我說他來評獎，他是百花獎評委，就住在離我家不遠的一家酒店，可是那天他從我家走後，我們再見面就是遊行示威了。不出幾天，趙瑜也來了， “你來幹什麽？”我問，“老鄭叫我來的。”此後首都有幾場知識分子的大型活動，全由趙瑜組織、指揮，也頗有幾篇重要文獻，出自晉軍手筆。我躲在劇組里趕工，不願參與，傅莉說趙瑜很有意見。六四多年後，我才聽說，鄭義趙瑜當時都住在北大作家班，那里有不止一位晉軍，其中有一位就是“廣場絕食副總指揮”張伯笠。所以八九跟這個作家班幹系極大，這場學潮有一個無可逆轉的關鍵，即從靜坐升級到絕食，據說是鄭義的點子，但是我曾向幾位學生領袖求證，他們一概否認，或稱“自己想出來的”，或說“學南韓的呀”——這麽一個關鍵事實，至今不清楚。有趣的是，鄧小平氣急敗壞指責“長胡子的”在幕後操縱學潮，血腥鎮壓後全國通緝捉拿要犯，竟茫然不知還有一個晉軍的存在，據說一直在“絕食總指揮部”後面出主意的人，那時已經潛伏在四川一個偏僻的角落里，成了一個啞巴木匠。而今研究者無論是追究責任，還是評功擺好，皆偏愛諸如“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的作用，也無一人梳理出“晉軍在八九學潮中的特殊作用”。我在百日逃亡中，還反覆回憶起，在東西招待所里，鄭義猶如一個“老地下工作者”一般教訓我：“備一個手提包，里面放上錢和糧票，有什麼風吹草動的，拎上就走。”5、“創造歷史的”1992年秋，我去請教余英時教授，關於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的研究如何開展，他說寫歷史首先要問材料從何處來，他建議「八九」民運研究、當代史和心態史三本書的寫作，都從研究材料開始，第一步都要作查書目的工作，看看先前別人在這個問題上說過些什麽，然後才知道自己要說什麽。研究不是空想，不是個人經驗；歷史不相信個人的回憶和記憶。我請余先生給大家講一次這種最基本的研究方法。這大概是中國學社走上正軌的第一步。幾天後，在瓊斯堂，幾步之遙就是當年愛因斯坦上課的教室，余先生在他那間巨大的辦公室里對眾人說：「你們是創造歷史的，我是寫歷史的……。」我當時聽到這教誨的话外音，仿佛歷史自己是寫不了的，要由別人來寫，但是「創造歷史者」必須說清楚真相，才是負責任的，不僅對歷史，也對後來者。我們失敗後的三十年，中國被共產黨收拾得堂皇而凄慘，今天民間只剩“躺平”一種態度，赚钱当了亿万富翁也不过是一根韭菜，還會有下一次大規模政治集結嗎？新一代維權群體的目標明確：期待大規模政治集結——對整個時局、整個政治體制會有影響的關鍵的政治運動，認為整個社會政治形勢到了某一點，它就會发生，並由一些突发事件引爆。這種時候誰會成為那個事件當中最關鍵的推動者、參與者，那實際上是非常偶然的，有可能是我們都不認識的人。這新鮮嗎？我猜不過是“革命”迷思的另一種表述而已，而且他們的模式距離“大規模政治集結”尚為遙遠。因為它跟八九學運的大規模街頭抗議完全不同，它是靠推特號召集結的、“虛擬”的團體，一種很初級的“共同體情感”，而且低組織低保密；盡管互聯網為草根行動者提供了知識和話語權門檻較低的平台，但響應者必須評估風險、代價，對政治參與需要一個“脫敏”過程，這跟八十年代末那種由牽掛很少的青年學子爆发式走上街頭完全不同。今日“群體事件”的機制究竟是什麽？一哄而起、轉瞬煙消雲散？我還記得，2011年夏天廣東增城新塘鎮的暴動，那是一個世界牛仔褲集散地，有四千家服裝廠，因一農民工孕婦被城管毆打，十萬四川打工崽聚眾暴動，焚燒車輛，封鎖高速公路，最後武警用催淚彈、裝甲車鎮壓下去。當時外貿萎縮、訂單驟降，外地民工難以返鄉，稍有摩擦就會造反，我覺得很像晚清向英國開发口岸，嶺南那時有百萬廣西燒炭工和挑夫失業，於是爆发了太平天國起義。如今中國各地幾乎天天都有“群體事件”，人稱“第四次國內戰爭”，卻不能匯成一場革命。今天老百姓和統治者都不再幼稚，政治性或維權性的集結，反而門檻很高、觸发點幾率很低、不易產生建制性成果，把它視為顛覆體制的唯一選項，可能是八九運動留下來的一個集體無意識，需要重新評估。對“大規模政治集結” 的強烈期待，可能是民間社會碎片化的一種代償，反而不如更多更深地嘗試“網絡虛擬集結”、低組織但不是低保密的團隊組建、從“共同體情感”“命運共同體”上升到隊伍甚至政黨，都要經歷那些步驟和台階——中國人經歷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國共兩黨纏鬥二十年，到今天居然把秘密會黨、地下黨、白區黨等等記憶和本能統統丟光了，真是一個笑話！“革命”不成、“非暴力反抗”也不成，於是大家只有去打口水仗，搞什麽“口炮黨”與改良派之間無聊的爭論。前面有兩個“新傳統”：造反派的“文革傳統”和學生的“八九傳統”，但是它們依然令後人看不清其中的迷障——極權政治的黑箱作業與大規模群眾運動的混亂，兩端都是剪不清、理還亂。顯然，刻意激化學生是一個最詭秘的因素，是當局還是民間的攪局者？或者兩者都有？陳子明“三線計劃”是最出人意料的，但誰能證實李鵬、陳希同那一端的“陰謀”？還有，鄭義和晉軍的作用，可能事實上激化學生的作用比官方要大，卻無法證實。在這兩端未知數的籠罩之下，許多過程是否只是過程而已，歷史解釋得了那種躲在幕後具有全局意義的陰謀嗎？趙紫陽為什麽要在那個關鍵時刻撂出鄧來？我始終覺得，他這一撂的作用比什麽其他因素都要大，而他實在非撂不可吗？歷史解釋畢竟要依賴理性，有時候大概史料並無理性可以貫穿得起來，只是一堆材料？6、思想後果簡單地說，“清算文革”只在老幹部復仇的意義上成立，並且這種復仇主要是針對“四人幫”而不敢針對毛澤東的，到了老毛跟前則只有所謂“冤假錯”三個字了，事實上“復仇”也是權力之爭，是一種“黨內鬥爭”，因此覆仇的方式也還是文革式的，如懲罰所謂“造反派”，基本上可以說是另一次文革。在鄧小平看來，“文革”乃是中共喪失政權的一次教訓，其邏輯是我被罷官就是失去政權，這跟西方新左派當年在資本主義語境底下解讀的文革意義，所謂“普遍解放”，正好相反，所以只要中共依然執政，文革永遠是禁區，任何懷疑這個政權的行為都被等同於“紅衛兵”，這也是八九年悲劇的一個根源，所以，文革暴力的唯一遺產，竟成為鎮壓任何異議行為的理由，是一個極大的諷刺，它自然無法加入人類的共同記憶。也因此，文革遠遠沒有在人權、人道的層面上得到清算，文革欠下的道義之債、正義（Justice）之債遠未被觸及，甚至基本上連事實都不能描述清楚，有可能永遠難以追回，這是鄧小平執政定下的所謂“不糾纏歷史舊帳”政策所預期的後果，這種政策是造成上述“屏障”的主要原因，是一種“制度屏障”。這樣來說，“清算文革”就有一種身處文革遺產之中的問題：作為文革“受害者”的中共當局，采用遺忘文革的方式讓我們繼續受害於文革，我們首先不是如何研究它，而是如何描述得清楚它，再隔過一代人，也就是文革的當事人都不在了，它的暴力真相、暴虐的細節被徹底遺忘之後，它就有可能被按照另一種解讀，比如西方新左派的解讀重建起來，那時，文革將成為一個正面的歷史事件，成為所謂“政治文化的典範”，毛澤東也可以借屍還魂了。毛文化對大陸人的文化性格影響巨深。中國大陸無論在政治发展還是文化建設上，都無法隔過反權威反傳統的一代人。這一代人經過“階級鬥爭”歲月和文革，確有外面人所擔心的那種鬥爭性格。問題不在於二十年前風靡過一個紅袖章，一身綠軍裝和一條武裝帶，這種所謂“不愛紅裝愛武裝”的觀念，從文化來看，騷亂時期被全都召喚出來的破壞力，已經得到合法的歷史意義，又會去引誘下一代人。對進入青年騷動期的每一代人來說，毛的反權威反歷史的哲學都有現實意義，而社會的秩序、法律、道義、人權連同“溫良恭儉讓”的傳統觀念，都會令他們反感。中國歷史的進化，將一直會遇到這樣的文化性格的幹擾。然而，你又無法否認任何歷史的進步都需要人的生命力的張揚，都必有超越傳統和克服現實壓迫的欲望。中國傳統能滋補這方面的資源實在太少，每一代年輕人讀歷史時都會醉心於英雄和事功，毛的神話又將成為帝王將相的一章，成為張揚個人能量和追求建功立業的歷史教誨。至少，今天在中國大陸，能鼓勵人們同現政權抗衡的精神支撐，更多的不是來自西方式自由民主的理念和對上帝的敬畏，而是來自毛留下的一些遺產，比如文革留下的政治參與、反現實政治權威和“自下而上”群眾運動（毛的政治发明）等等，這些被歷史化了的毛的哲學，形成瓦解現實政權的精神源頭。近些年來我发現我的上述分析、判斷都是有問題的，中國人愛“窩里鬥”是很老的傳統了，大陸人有“鬥爭性格”卻不見得真的反權威，恐怕倒是更容易屈服於權威、屈服於暴力，看看這個十年的中國就知道，“毛主席的造反有理”早已被中國人扔到九霄雲外去了，這是頗令西方左派們惋惜的事情，那麽“紅衛兵”這一代人呢？有沒有被文革培養出“反骨”來呢？我看也沒有，而且我認為這一代人因為文革的緣故，你說殘酷也好、磨練也好，反正比前後兩代人都要精明，是很會掩飾自己的一代人，這一代人不僅出了很多文人墨客，也產生大批政客和商人，到九十年代中國大陸基本上就在這一代人手里了。所以我們看這個十年的中國，世風日下也好腐敗也好，都不要忘記是跟這一代人當道有關系的，而這也是文革的一種遺產。那麽，八九一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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