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一滴泪，父女两悲鸣

 

1958年，在巫一毛出生前的几个星期，她的父亲被定为“极右分子”，发配北大荒劳改。母亲因为拒绝和父亲划清界限，也失去了工作，行乞街头。

直到３岁生日，听闻父亲重病，为了让女儿见父亲一面，母亲带着她千里迢迢去了北大荒，父女才第一次见面。

此后巫一毛和妈妈被下放安徽农村，时值大饥荒，妈妈怕她饿死，就把年幼的她送回了天津外婆家。顶着右派子女的帽子，巫一毛的童年饱经凌辱。

她上学不能走正门，只能钻为黑五类准备的小门洞；课桌被放入粪便；多次被揪斗、殴打，遍体鳞伤。由于无人照顾，孤苦伶仃的巫一毛曾经被扔进暗无天日的孤儿院，目睹人间种种惨况。年仅８岁独自一人去看病的途中被一个军人以像章为诱饵强暴，９岁又被父亲的前同事再次强暴……10岁的时候已经要独自照顾年幼的弟弟。数次因病濒临死亡，全是自己硬挺过来。转学到合肥高中时还打赤脚，学校要求穿鞋。她万般无奈，去一家废品站，将粗长发辫剪掉卖钱买双塑料鞋，方才入学。

                                                                      巫家三子女

很多年后她才鼓起勇气，跟父亲讲这些悲惨往事的时候，同样历尽苦难的父亲都不愿相信。

她的父亲巫宁坤，是大名鼎鼎的翻译家。我们熟悉的名著《了不起的盖茨比》就是巫宁坤翻译的。他曾就读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抗战期间中断学业志愿担任大名鼎鼎的“飞虎队”的翻译。后又赴美担任在美受训的国军飞行员的翻译。抗战胜利后在美求学，就读于芝加哥大学，专门研究英美文学。

当年在芝加哥大学，巫宁坤的同学几乎后来都是学界泰斗——李政道、杨振宁、穆旦。他们还成立了“研究中国问题小组”。

1951年7月，在燕京大学的盛情邀请下，巫宁坤放弃了马上到手的博士学位，准备启程回国。但李政道和杨振宁却坚决不归。李政道把巫宁坤送上船的时候，巫宁坤极为不解的问：你为什么不回去呢？

李政道淡然一笑：我不愿被人洗脑。

1951年回国前的巫宁坤很多年后巫宁坤才明白这句话。1957年因在双百运动时批评时政，后在反右运动时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发配北大荒改造。1962年返回安徽大学当临时工。1966年开始继续受到各种批斗，被关“牛棚”。1979年才得以平反。在他之后回国的芝加哥大学同学穆旦则没有熬到平反那天……

在巫宁坤平反那年，同学李政道以诺贝尔奖得主的身份衣锦还乡，被奉为上宾。刚刚获得平反的巫宁坤以“极右分子”的沧桑倦容前往相见，感慨万千：

“我蓦然意识到，我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中，其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1951年的那次别离，让他们的人生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急速驶离，再无交汇。

平反时的巫宁坤

1991年，兜兜转转40年后，巫宁坤还是又踏上了赴美的旅程。1993年他以英文撰写的回忆录《一滴泪》（A Single Tear）在纽约出版，迅速登上畅销书榜，并被翻译成日、韩、瑞典文等语言相继出版。

对于巫宁坤“自曝家丑”的举动，他退休前所在的单位极度恼怒，当年没收了其住房，停发退休金，甚至直接抄家。没有退路的巫宁坤无路可退，从此定居美国，直至2019年以98岁的高龄去世。

巫一毛早在父亲之前已80年代初便赴美留学，从此定居。她继承了父亲的天赋，在2007年也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暴风雨中一羽毛》，揭开了自己童年不为人知的伤疤。父女俩的著作，虽然写的都是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家庭，却是不同的视角和磨难。如果说巫宁坤的回忆是“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那么巫一毛的回忆就是鲜血淋漓、惨不忍睹的暗黑童年。

                                                              巫一毛女士

巫宁坤为女儿取名源自杜甫的名句：“万古云霄一羽毛”，是夸诸葛亮的。回头看看父女的人生，一滴不忍卒读的眼泪，一片被风撕裂的羽毛，勾画出一个中国家庭的悲凉史诗。

这滴泪、这片羽，幸而最终都落在了属于他们的土地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