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赵紫阳和徐勤先的历史责任 --- 八九民运反思（二）
八九民运反思 1989年的春夏之际，曾经发生在北京的屠城事件，到如今已过去三十二年了。俗话说，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由此可见历史沧桑的变化之快。每到六四这个特殊的日子，总会勾起人们的无限悲伤，欲思还惑，欲说还休，欲忘还念。年复一年，那个无尽哀伤的日子就这么在心底悄悄地溜走了。尽管如此，很多有良知明真相的人们还总会以各种方式表达点什么。笔者亦是同感，周末闲暇，经查阅一些相关资料，豁然有点新思考，感觉应该写出发表与海内外朋友分享。 过去的岁月，人们对“八九六四”事件的思考与研究成果已经有很多了，包括各种研讨会以及出版的诸多文集等。但笔者鲜有发现对赵紫阳和徐勤先两位关键人物的反思内容。或许这是人们尊讳而刻意回避的一个话题，也许是笔者孤陋寡闻，还没有看到已经发表的相关文字。不管此前有没有，借此时机就此话题与海内外朋友商榷。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王朝史，从来没有过因为底层民众的发动而出现过一场成功的变革。中国历史上的几次变革，如宋朝的王安石变法，明朝的张居正变法、清朝的戊戌变法，红朝的改革开放等都是自上而下推动的。暴力造反则是多是由底层民众揭竿而起的，比如大泽乡起义，张角起义、黄巢起义、李自成起义、金田起义，秋收起义等。传统中国是个等级观念特别严重，而且非常封闭的社会，儒家的纲常伦理使得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很难进行平等的对话交流，更何况推动社会变革了。比如，曾经的孙中山向李鸿章上书，梁漱溟与毛泽东争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与草根出身的当政者者胡锦涛、温家宝都难以平等对话。八九学运期间，学生临时成立高自联、工人临时成立工自联等组织，提出要求与中共高层对话，那是难以达到预期目的的。纵使有过这样的对话，也是当权者们不得已临时放低姿态的权宜之计，缓兵之举。后来的历史，完全证明了这点。 在八九学运期间，对于整个天安门事件来说，学生在北京街头游行抗议的主要意义之一就是促使了中共高层急速裂变，领导者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学生在这场民主运动中，表面上是主角，历史证明他们仍旧是配角。抗议学生和广大市民都充当了催化中共高层发生裂变的啦啦队的角色。可惜当时的学生们没有认清自己的历史角色，没有把握好抗议的步骤和策略。当然，人们也不能苛求年轻的学生有此理性十足的认识。因为广场上的学生没有做到见好就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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