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竞争深度分析

--- 与萧功秦商榷《中美关系新思考》

朱民泽

 

中国大陆学者萧功秦最近发表了一篇题为《中美关系新思考（上、中、下）》的文章。这篇长文洋洋洒洒有两万多字，作者应该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来撰写。萧功秦曾经是中国大陆新权威主义的主要代表，长期在高校任教并作相关研究。在中国大陆不许妄议朝政的当下，近年来使得他的写作和研究始终摆脱不了御用学者的角色。他在分析中美两国关系的问题上，只能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逻辑难以剖析到位，观点无法清晰表达。或许在萧功秦眼里，此文是一篇得意的大作，但在笔者看来，实则是一篇又臭又长的庸文。比如，他在文章的最后提出“以柔克刚；淡化意识形态对峙；用博大宽容开明的形象，来消解外部世界对中国‘红色帝国化’的误解；柔中有刚地保持定力。”萧功秦苦口婆心地劝谏中共再次实行韬光养晦的策略，从目前美中关系的持续恶化，已经证明萧功秦对中美关系的矛盾和冲突做了错误的诊断。

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开始，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美中关系，从冷战封锁到解冻接触，再从友好交流到贸易往来，中间有过巨大帮助与互利合作，最后发展到反目与对抗，是有缘由可找，有路径可寻的。萧功秦在文章中分析了三个主要因素，他认为这些因素引起了美国对中国的对立：首先，中国的崛起引起了美国对自己的世界霸权地位受到挑战的担忧。第二，中国在东海、南海、香港、台湾及非洲问题上的强势行动。在克里米亚事件以后，中国对处于封锁困境的俄国的大力经济支持，2700亿美元的石油大订单对于俄国是雪中送炭，本是中国近邻的友善行动，却被西方理解为“邪恶轴心”的出现。第三，美国认为中国以“红色帝国”的姿态，以破坏国际现行秩序的方式强势崛起。上述三个因素当然是非常重要，但萧功秦并没有指出症结的关键。

第一，如果美国害怕中国崛起，为什么在1979-2018的四十年中要大力支持中共党国发展经济？这个最为重要的问题，作者并没有提出，或者这是作者根本就不敢碰的一个关键问题。笔者认为，这是因为美国一直期待中国大陆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有朝一日能开启政治体制改革，最终能转型成为一个拥有自由民主的现代文明国家。既然曾经美国有过这样的期待，那么中国人就必须要搞清楚，这种期待究竟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笔者在《论中国社会变革》一文中指出，中国近现代的兴衰史就是一部与美国友好和对抗交替出现的分合史。两点结论：一、近代中国社会，不管革命也好，还是改革也罢，都离不开外部力量的参与和支持。甚至可以说，自二战以来都离不开美国因素的巨大作用。二、回顾百年中国史，但凡与美国友好相处的时期，都是中国受益于美国而大力发展的历史时期。凡是与美国对抗为敌的时期，都是中国最坏最糟糕的困顿时期。

第二，百年中国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历史发展机遇？笔者在另一篇《论“和平演变”的历史进步性》中指出：因为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日本人就已经在美国人心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美中两国在二战前后的超级友好同盟关系，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中国百废待兴的重建过程中，完全可以获得美国大力援助的历史机遇。但随着国共内战爆发，共产党夺取了大陆统治权，外交政策倒向苏联而与美国对抗，使得这个历史机遇拱手送给了日本和韩国。最终，美国出于遏制共产世界扩张的战略需要，运用上帝的博爱化解了日本曾经种下的仇恨。因而日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繁荣，使得日本实现了脱亚入欧的历史性跨越。西北太平洋沿岸的东亚诸国，除了越南和北韩之外，其他都抓住了历史性发展机遇，可惜东亚大陆这个老朽大国却蹉跎了太多的岁月......

第三，为什么2018年下半年开始了中美贸易战？是什么原因使得美国人改变了对中共党国的看法和态度呢？萧功秦在文章里提到了三点比较中肯的原因，但还是没能深入骨髓地透彻剖析。笔者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大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越来越畸形的发展态势，既不符合人类文明演进的规律，也不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还威胁到了印太地区的战略平衡，甚至损害了美国的根本利益和全球霸主地位。2018上半年，习党反动派们篡改中共党法而删除任期制。这种倒行逆施的行径，让美国及全世界终于看明白了，习近平不仅要效法毛泽东搞独裁，还要走回毛泽东曾经对抗西方的路线。毫无疑问，这已经触及到了西方国家所能容忍的底线。

第四，当今中国人还必须要搞明白，美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被大西洋和太平洋隔离于欧亚非大陆的美国不同于早期殖民时代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是一个由基督新教文明孕育出的，有良知、有道义、有信仰，崇尚契约和公义的国家。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对世界上其它国家并没有实行殖民掠夺的奴役方式。比如亚太的日本、韩国、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包括台湾等地区，就是有力的历史见证。特别是二战后的美国，起到了引领世界各国走向自由民主，富裕发达的康庄道路。如果仔细比较分析，人们会发现，世界各国但凡跟随美国越早越紧密的国家，也都是受益越快越多的国家。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公开讲出了这个发展奥秘。

萧功秦故意以美国人误会的笔调，委婉而巧妙地批评了中共。比如：“在美国却被普遍误解为中国政治向‘文革极权主义时代’回归” “‘党控一切’的‘极权主义’制度的复辟。”对于美国的分析判断，萧功秦在文章中频繁地使用了多个“错误理解”、“过度反应”、“错误地认为”、“错误判断”、“普遍误解”、“错误地、望文生义地误解”、“错误定位”等词。这是因为受意识形态局限性的原因，导致了作者无法直截了当地来分析问题。如果作为一个局外人或旁观者来冷静分析，过去这些年，中共在国内搞“戊戌修宪”，召开“世界政党大会”，“高调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隆重纪念十月革命”，“红色基因的宣传”，“城管战狼执法”，“新疆再教育营”，“颁布香港国安法”，“军机频繁扰台”等。不仅如此，中共还支持俄罗斯、朝鲜、伊朗、津巴布韦、委内瑞拉与美国对着干。中共这样做的结果能意味着什么？“邪恶国”的形象是难道不是自己树立起来的吗？还能说是美国对中共误判、误解吗？ 再加上中共过去七十多年的一贯反美宣传和仇恨教育，如今终于出现了中美对抗的局面。古语说的好：祸福无门，唯人自招。中共党国喊了几十年的“狼来了！”，如今才发现“狼，真的来了！”。

萧功秦还在文章中引用了：《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厉害了我的国”，指出中国国内高调民族主义思潮的膨胀轨迹。他指出，某些高调民族主义人士，重新回归“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反帝意识形态话语，网络大V们，不断在强化“中国将在不久的将来取代美国”，“美国与中国必有一战”之类的高调，与民间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情绪，交相呼应，相互强化。萧功秦也意识到了这些爱国贼的危害。国之将乱，必出妖孽。毛泽东时期，就出现了“五人帮”为首的毛左妖孽，毛是中共左派里面最大的妖孽。如今，国防大学教授朱成虎，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人民大学的金灿荣，历史教师纪连海，解放军少将罗援、司马南、李毅等人是一群误国害民的妖孽，是最邪恶的害人虫。正是这些文痞狂人的鼓噪，成为了中美关系最恶劣的破坏者。这是四十年前的毛左遗毒未除，文革阴魂不散的又一次有力见证。这种反人类、反文明的言论是赤裸裸的恐怖主义，必须要遭到全民警惕，世人诛之！

如果继续沿袭传统中国大一统的天下观，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多半会产生井蛙之见。中共领导人多有古老中央帝国的自恋心态，夜郎自大的梦寐，自我膨胀的矫情。这些正是过去三年来，中共对国内外产生一系列严重误判的主要原因。萧功秦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分析指出，二十世纪历史上其他一些国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凡是大国，受过欺辱，突然而迅速强大起来，就会有这种悲情后的膨胀心态。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在面对新的外部挑战，只能用“阴谋论思维”与“洋人唯利益论”思维来判断对方，这只能体现出一个缺乏对外经验的民族精英们其思维力的贫乏。在大一统的封闭世界里，大必肆，富必骄，众必嚣，就会成为王朝精英与百姓共同的普遍思维习惯与文化心态。这就是高调的“厉害国”民族主义的心理基础与文化基因。 

古代哲言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那么，美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理性地评判，美国是以基督教文明立国，称得上是“上帝之国”。中国人还不了解美国人那种世界公民的情节，还完全不能接受上帝赋予美国充当世界警察的使命和责任。反观中共，虽然说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但它却是有灵论者。中共崇拜的是邪灵，向党旗宣誓就是向邪灵效忠。因为中共崇拜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欧洲幽灵。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人们才能悟透中美冲突的根源来自哪里。中美意识形态冲突归根结底是信仰的冲突，是上帝与幽灵之间的属灵冲突，这才是最深层的也是最本质的冲突。美国人民与中国人民不存在冲突，而是民主政府与专制政府之间存在冲突。虽然当下美国也遇到很多自身的问题，但千万不要认为美国就已经衰落了。殊不知，美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底蕴，使得他具有巨大的潜力和超强的纠错能力。中共党国表面看似强势崛起，但中共还是一条远未壮大的红龙，社会基础不稳，执政危机四伏，此时就急不可耐地开始向自由世界挑战，那是完全自不量力的，只会自找苦吃。

根据萧功秦的研究与观察，他也认为美国人的战略文化具有以下特点：美国确定战略敌人的标准是实利主义价值与“理想主义”价值的叠加。只要一个国家具备了美国认定的两个条件，就会被美国视为战略上的敌对国家。第一个条件是，美国认为自己的霸权地位与核心利益受到了对方的挑战。第二个条件是，美国人认为对方在意识形态上是所谓的“违反人权”、“专制主义”、“法西斯”、“反人类的暴君”之类的“邪恶者”。面对这样的敌人，美国就要“替天行道”，行使上帝的使命。美国人有强烈的传教士式的“道德理想主义”，这是因为，美国是新教移民组成的国家，他们的宗教化的理想主义，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强烈得多。由此看来，萧功秦是中国大陆一个不可多得的，敢于睁开眼睛且已看清美国的学者。 

纵观全文，作者还算是一个少有的头脑稍微清醒的人。文章提到的中国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院长、空军大校戴旭是个战争狂人，是个疯子和罪犯。在核武器时代，直接军事对抗或冷战软对抗的意义将会是什么？作者尖锐地指出，如果进行军备竞赛，将极大地消耗中国的财力与物力，苏联就是在冷战时代的长期软对抗过程中被拖垮的。随着美国太空军的出现，战争的形态已经悄悄地发生的根本变化。斩首行动已经改变了传统的常规战术和战略。如今，美国的“地狱火”导弹的精准打击，让“领导先走”成为世人最爱调侃的一句话。国内某些爱国贼式的专家学者、军方鹰派人物，妄图鼓噪并绑架14亿国人作为人质和赌注，与美国搞军备竞赛和对抗，那是极其不明智的，也是愚蠢邪恶的。

中国180年的近现代史，老百姓才过上仅仅40年相对太平的日子，所谓的好日子也就不超过20年。直到今天，中共才基本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但脱贫攻坚还没有彻底完成。任何一个有良知、负责任的执政党，都不会在世界上以战狼姿态挑衅滋事，去打断难得的和平发展进程。任何一个有理智，有头脑的国家领导人，也都不会轻言以牙还牙，以恩将仇报的姿态和美国对抗。况且美国还是世界上曾经帮助中国最多、最有力的国家。比如，二战期间，如果没有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援，中国早已亡于日本；没有美国支持，中共党国不可以加入联合国；没有美中建交，没有美国帮助，中国难以改革开放。记住，一个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民族不会有美好的福祉，祥和的未来。

在文章的中篇部分，萧功秦指出，中美之间无论是直接发生战争还是陷入长期柔性冷战，对双方都不是合理的选择。中国与美国不能赌国运，我们必须理性地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防止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从这里可以看出，萧功秦是一位比较有良知的学者。中共的爱国贼们、战狼们了，请你们把露出的獠牙收回去，把鼓噪的杂音平息掉。中美两国真要发生战争，你们必然会成为战犯遭到审判！他还给中共指出一些比较中肯的建议。比如：在审视中美博弈大格局时，从力量对比的大局出发来看问题。先立其大，包括两个要点，第一，美强中弱；第二，美国不是铁块一块。中国人考虑问题的基础是对这种强弱对比的认识。任何有点常识的人，只要不被亢奋的浪漫激情所支配，而是尊重客观事实的，都应该承认这一点。万不可让虚骄民族主义与“厉害了国”的浅薄的大言高论，来模糊了这一基本认识。这应该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基本点。这是作者对中共苦口婆心地规劝，但又心存侥幸地分析美国的破绽，这种态度是典型的以妇人之慈，想大国之事。

另外，萧功秦的有些建议显得不切实际，比如他说：“只要中国持之以恒地保持理性的克制态度，随着时局的变化，一旦中美关系有缓和的气氛，经过一段时期的良性互动，他们就有出来讲话的意愿。并能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从而有效地制衡极端保守的反华派。”俗话说的好，世上有三件事情是一去不复返的，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度过的日子。中共几十年的反美宣传，终于把美国朝野都骂醒了。笔者认为，让已经愤怒的老鹰收回翅膀飞回窝里，似乎没有那么容易。中国再一次伪装欺骗，进而要在短时间改变美国人的整体态度，是非常不现实的。特别是武汉肺炎肆虐全球，美国伤亡惨重的情况下，美国人不可能不报此仇，只是时候未到而已。再如作者说：“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是十分正确与有远见的智慧之举。在这里作者至今还没有看透中共一贯说一套做一套，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本质特性。过去，中共唱高调，行滥调的事情太多了。

作者在文章中也分析出了一些非常关键的内容。比如：淡化意识形态对峙，就事论事，用常识说话。如果我们沿用“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老套路，来解读中美博弈，美国则会认定中国是在动员全世界的共产党，联合起来对付“国际帝国主义”，这样的双方恶性互动，会变得“非正即邪”，你死我活。美国保守反华派则如鱼得水，会以此来“证明”中国是“复活了的红色帝国。”读者应该承认，作者此处分析很不错。笔者在《论“和平演变”的历史进步性》提到，如果具体剖析“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的这句话，其中的“美帝” 并不完全是指美国政府，而是泛指西方自由世界。因为，中共是反宗教、反人性的一个政党组织，它受到的存亡威胁是来自整个人类文明。其中的“我”，并不是指中国，也不是中国人民，而是指欺压在人民头上的中共特权阶层，具体而言是中共政权。中共必须要收敛“红色帝国”的狂妄心态，去除世界政党盟主的心态。

中共只有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的虚假招牌，回归到有中国文明特性的三民主义，虚心地向日韩、港台学习，才有可能改变国际形象，走出十面埋伏的困局。作者萧功秦也意识到了这个关键问题，他强调：“中国决不是西方人误以为的‘红色帝国’，所谓的红色帝国，在西方人的语境中，指的是这样一种体制，即通过世界革命、通过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统制经济的方式，以暴力革命方式，实现世界共产主义目标的革命体制。”他还引用了中共过去讲过的一些漂亮语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人类交往的世界性，各国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里，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中共建党一百年，建政七十多年，说得比唱的好听的话太多了。曾经何时，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共产党员都已经不相信了，如今还想忽悠地球人，怎么可能？中共只有稳步切实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开放党禁报禁，给民众言论自由，才能不被世界认为是“极权体制”。否则，其它一切伪装的努力都将会是徒劳的。过去几十年中，有不少中共党内民主派建言过，有众多公共知识分子劝谏过，也有不少海内外独立学者责骂过，但这一切努力也似乎都是徒劳。 

当今世界，中国人必须接受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如今的美国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唐朝。唐朝是中国历史惟一一个真正四海来朝的鼎盛时代。比如中原之外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包括如今的日本，朝鲜，西域，蒙古、越南等国家和地区都纷纷来朝，皆俯首称臣，和亲纳贡。一千年以前，中国人可以骄傲地认为世界的中心在东亚，世界的首都在长安或开封。从大航海时代开始，世界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曾经转移至了欧洲，如今已经到了北美，比如联合国总部就位于北大西洋沿岸的纽约。骄傲自大的国人可以不承认、不接受这种观点，但客观现实就是如此。

在这种大历史、大格局、大潮流的世界背景下，中国人只有自觉地摆正自己在地球村里的位置，才能够顺利实现和平崛起和伟大复兴。要有宁做凤尾不做鸡头的优雅姿态，只有先懂得低头，未来才能有出头和扬眉吐气之日。这不是自我菲薄，而是识时务为俊杰的应有态度。正如萧功秦指出，中国人必须要从“传统中国人心目中的‘朝贡体制’与‘天下秩序’，还是革命时代以来浪漫的‘世界革命论’”的迷梦中走出来。不仅如此，中共还必须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种虚妄的口号走出来，应该刚中有柔，保持定力，务实低调地把中国的事情办好。

中共却因为过去的繁华旧梦，骄傲自大的心态，一是受共产国际的蛊惑，二谁受专制文化的毒害，使得中国接连错过几次历史性的发展机遇，让那些研究亚太地缘政治的华人学者无比痛惜！笔者在《论中国社会变革》一文中指出，中国发生社会变革有一个必要条件：内部的社会矛盾高度对立；外部出现外来文明强力介入；有一个充分条件：革命者或执政者应当具备现代政治文明的思想理念。纵观中国近代史，中国的社会变革从来都是外因决定内因的被动性举措，而不是内因决定外因的主观性行为。如何认清并把握历史的规律，如何处理中美之间的关系，如何利用中美之间的冲突，以“四两拨千斤”的巧劲来实现中国的社会转型，笔者在《论“和平演变”的历史进步性》有比较全面的阐述，此处不再累述。

正如著名思想家谢选骏指出，此文是萧功秦鼓吹新权威主义三十年后发出的哀鸣。因为作者还在中共体制内吃软饭，故而一辈子都不敢秉笔直书，也不敢豪迈畅言。或许他敢想，但不敢写，故而他的文章无法把脉下药，最后只能言不由衷了。谢选骏进一步指出，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一球不容两霸。意识形态并非是美国与中共交恶的主因， 而是因为中共开始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并且企图在地球村里“另立中央”。

萧功秦的文章要么分析美国如何误判，要么建议中共如何再行韬光养晦。他的文章无法准确地为当下中共把脉，无法下一剂良药，他更不敢为习近平下一剂苦药。他用心良苦，企图给中共的这具政治僵尸做“起死回生”之法，施“借魂还尸”之术。这种犹如在危楼架构上糊纸屋的做法，还不如当年李鸿章做的好。萧功秦试图充当中共党国裱糊匠的角色，其实他已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给中共政治僵尸化妆的入殓师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