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正统势力批习为内鬼：海内外已形成倒习共识

中共内鬼妄议习近平

中共正统势力批习为内鬼

------ 海内外已形成倒习共识

 

2022虎年开春，法国广播电台网站分四个部分连载了一篇网络文摘《客观评价习近平》。此文最初发表在海外一个风花雪月的网站上，似乎是在刻意降低其背景和来头的政治敏感性。至此，中共内斗虎年第一回合，已经由出口转内销的方式悄然上演了。特别值得玩味的是，一篇发表在综合娱乐网上的文章却被法广转载了，经其推波助澜才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随后，其他网站跟随纷纷转载、评论，喧闹一时。由此说明此文的内容与观点已在海外产生了某种共鸣，也达到了文章作者的目的。由此一来，中共正统势力与西方民主国家和海外华人群体逐渐形成了倒习共识。

此篇笔名以“方舟与中国”的文章共4万2千字，从行文风格和内容搜集来判断，文章并非一人随意所写，更像中共党内倒习势力授意一个写作班子，系统策划、集体写出的倒习政治报告。文章的上部分约13400字；中间部分约14500字；下部分约5300字；综述部分约8500字。整篇文章抬薄贬习的倾向非常明显，作者未必真对薄熙来仰慕与肯定，一方面是为了通过哄抬一只死老虎来达到恶习，贬习，反习的目的；另一方面可能是故意使用障眼法来掩饰其背后主谋的政治角色。文章全面罗列习近平的问题，揣摩习的心理和精神状态，系统分析习家军的班底，精细概括习的内政外交，透彻剖析习的低能与弱势等等。

全文从四个大的部分全面罗列习近平的罪状并进行评述，其内容和形式犹如当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虽然文章的笔调绵里藏针，内容全面平实，力求温和客观，但掩饰不了作者在中共体制内潜伏观察的视角，细致搜集筛选内容的手段。可以看出，此举策划已久，拿捏发表时机，别有用心，其写作班底地位不低，能量不小，能力不差，应该属于中共党内正统势力为阻止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连任所作的努力。

文章内容反习不反共，且其政治偏向非常明显。比如：“拿前任领袖们来说，毛泽东生于民国后期，处于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氛围；邓小平早年在欧洲留学，同时做资本主义的功课；而江泽民则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 例如普京要做硬汉，他就会骑上摩托和拿上猎枪；薄熙来提倡运动，好歹会给重庆修登山步道；而胡锦涛出国访问，也能和日本国手福原爱打一局乒乓球。”“在历任领导人中，他是言辞最空洞的一个。”“ 一个独裁者能受到多少拥护，归根结底源于他能创造多大的共同利益；而这也是大家不愿推翻邓小平路线的原因。”这些话都是捧毛邓江胡而贬习。

文章写作风格比较诙谐，又不像是一份严肃的政治报告，这样也是为了掩饰作者出自中共体制内的目的。比如：“习近平虽然宣扬民族斗争，却小心翼翼地看顾着这团火焰；媒体不断地煽动群众，但从不让这股狂热落到实处；人们感觉在和虚无的对象作斗争，就好比不停地给爱国愤青喂春药，但他们又没有性伴侣，只是在凭空透支身体。”“ 习近平想给中国人吃了一剂民族崛起的补药，激发大众的狂想；但他所渲染的民族危机虚无缥缈，无法获取人们的共鸣。”“ 对一个皇帝来说，如此多不祥之兆集于一身，会带来一种暗示，表明他并非天选之子，而其实是上天的弃儿。”

写作成员对海外言论和动态非常了解，比如：“很多人从头到尾都在怀疑，习专制的外表下是否别有一番民主用心；人们越看他，就越觉得他才是那个想颠覆政权的人。”其实此话是海外流行“习总加速师”的翻版。“党内有人煽动他走向极端，从而创造政治契机；欧洲在利用中美的角逐，去占据更多的市场；而新兴国家则鼓励中国与西方割裂，以推动其产业链流出；同时美国也在利用习近平的攻击性，去挑动亚洲的局势；甚至就连民主人士们，都寄望于习近平连任以拖垮共产党。”

纵观全文，其中不乏有精辟分析之处，故而很多读者都引起了共鸣。摘录品葱网上几段评论如下：“看到篇文章，感觉还挺有激情。看来反对习近平的人还挺多的，前有任志强后有索罗斯，是不是习近平的第三任期并不那么稳？”“我刚开始以为是自媒体水文。但是看完大惊。这是我看到的第一篇系统分析习的种种做法并能在逻辑上自洽的文章。当然里面有个别成语用错了但是瑕不掩瑜。”

历史进入2018以来，由于习近平的违规修宪和胡作非为，中共的政治乱象已不可避免。读完此文，不由得让读者联想起2018年樊立勤在北大校园贴出的大字报。振聋发聩的大字报与温文尔雅的评价形成鲜明反差，然而两篇文章背后的写作动机和立场应该如出一辙。他们代表着中共正统势力的发声，都把习近平视作了共党内鬼而进行讨伐批判。

随着中共二十大的临近，这种内斗只会愈加激烈。就如当年毛泽东因抢班夺权而无法收拾文革残局一样，习近平也因过度固权独裁致其无法偃旗息鼓。习近平一直大谈特谈的斗争，已经不可停歇，其最后的收场，也只能身不由己了…..

 

习近平和新中国 

二零一二年，中国成为了举世瞩目的焦点；——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最大的一党制政权，在此年举行高层换届，而这必将影响到全球的政治风向。在无数目光聚焦之下，新任领袖习近平站在了人们面前；就如传统的政治戏码一样，这位领袖经“党内选举”和“不记名投票”成为国家元首；十八大会议宣布他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兼任军委主席。 

外界对这位新晋领袖的信息很模糊，而中国人对他亦不甚了解。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在各国记者前亮相，最高领袖向媒体挥手致意，在按惯例宣讲了共产党对中国的积极意义后，习近平表示新的领导班子将承继历史，带领民族前进。他总结道：“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 

此时大家都在猜想，这个人将把中国带往何处；许多人对习近平做了正面评价，认为他是一个平实的领导人。而民间亦对他寄予厚望；大家认为他是一个开明的君主，会带领中国走向变革，甚至走向民主；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尤其抱有殷切的期望。 

不过回想起来，胡锦涛上台的时候，民间的反应也是如此；如果再往前回溯，会发现每一任领导上台时中国人都会做一场春梦，梦到：“明君降世，国之中兴”。然而不过几年，这份热情和期望便会破灭，人们又开始寄望于下一任明君。 

这是个稀奇的现象，似乎中国人在基因中比基督徒更渴盼救世主；即便每个王朝最终都把民族带向深渊，但这份火种不曾熄灭；因为儒家早就预表过中国会迎来君天下的时代，炎黄子孙将生活于一片王道乐土。 

人们于是把希望放在了习近平身上，指望他给中国带来焕然一新的气象；而作为国家的新舵手，他也颁布了全新的政治纲要，提出有别以往的思路；他认为中国屈居一隅，韬光养晦，已失去了民族的锋芒。所以他要让国家重新腾飞，博取更显耀的国际地位。他把这种构想称之为“中国梦”，并且和前任领袖一样，他提出要深化改革，消除贫困，让全民进入“小康社会”。 

但往往人的见解越成熟，在政治上的幻想就越少；清醒的人不会指望独裁领袖行善，只会指望他不搞破坏。当人们还在幻想“中国梦”带领民族阔步前行时，新的领航人已然朝反方向转了舵。——当年薄熙来在重庆唱红，大概谁都不会想到将来有一个人比他走得更远。习近平开始宣扬基于红色意识形态的国家主义，强调思想作风建设，并提出要整顿社会风气。 

这让全国上下的气氛变得阴冷起来，政府开始检视人们的言行，并禁止对敏感话题的讨论；媒体的声调逐渐改变，而许多网站也被清查。中国人曾经的精神乐园，——社交媒体，开始大批进驻网络警察和舆论引导员。中国的舆论空间被划出许多禁区，人们不得不在很多地方收回脚步，但却发现立足之地已变得异常狭窄。 

与此同时，中国的监控数量呈几何数上涨，从城市到乡村都布满了政府的眼线。城市开始运行一种“网格化管理”的社区制度；同时民间的聚众，讨薪和上访等行为受到严密管控；而司法上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因言论导致的“寻衅滋事”和“颠覆国家政权”等罪，甚至有人提出，“妄议中央”也可以成为一项罪名。 

整个中国出现了远超薄熙来时代的不安情绪，因为习近平所带来的气氛有些反常；如果说薄是一个拿着话筒的红色吹鼓手，那么习就是拿着戒尺而来。人们从未感到红色专制的复辟如此接近，而此时媒体的论调也越发鲜明，那就是：新中国正走在习近平所领导的前进道路上。 

领袖的个人画像 

外界一直都不怎么看得清习近平，因为他是个风格不明朗的人，而且所言所行常常背离。人们可以从他身上观察到很多特质，但都不足以定义他；同时他示之以人的，是一副超然的人格画像。这种超然带有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并带有某种偶像光辉；习近平打算站在一个比传统更高的立足点，以产生对世界的影响力。 

他上台后的一个主要行动是打击贪腐，两年时间内，他打掉了数百位贪官，收缴了百亿赃款。媒体宣称他一改中国靡败的政治风气，而这也积累了他的政治资本；同时，这位领袖也不忘塑造一个亲切，可敬，及威严的政治形象；他频频视察军区，发表战略部署和指示，让军队提高思想觉悟和警惕；而在人民那一边，则展现了慈父一般的胸怀；媒体屡屡拍到他与民众握手及抱起孩子的画面，就像曾经的独裁领袖斯大林和萨达姆所作的那样。 

其实按共产党领袖的传统标准来说，这已经算足够的交代；但习近平的期望显然不止于此，他要让自己和过往的领袖判然分明，而不是作一个循规蹈矩的继任者。他打算用更进取的方式去宣传自己。 

在这种意愿下，习近平展开了一番颇具规模的形象计划，他把自己塑造为一个性格积极和富有技术性的领导人。他向媒体宣称自

己喜欢各类运动，诸如登山，网球，排球，武术，乃至冰雪项目；在访美期间，奥巴马与他谈及运动的话题，习立即表示自己喜欢游泳，且每天都会游一千米。 

当然在习近平释放这种信号的同时，国内也在进行对应的宣传；媒体罗列出习近平的个人事迹来证明他的确热衷于运动；包括他年轻时被下放到农村，并在七年知青岁月中激励而奋勇地前进。 

这些报道获得了领袖的青睐，让习近平显得意气风发。而为博得领袖的欢心，人们想出了更多方式去取悦他。有喉舌为突出他亲切的形象，给他起了个昵称为”习大大“；当他在一家包子店用餐后，立刻有人写了一首《包子铺》来赞美其亲民作风。 

这些人都得到了相应的赞赏，而其他人也唯恐落于下风。习近平在 2016 年视察新华社后，该社编辑立刻写了一首诗：《总书记，您的背影我的目光》，以表达对领袖的深情缱绻；而一位学者仿照中国著名的训蒙作品《弟子规》，创作了一篇《习子规》，以赞颂习的深思见解；同时中国最权威的姓氏名谱《百家姓》，被民间作者改为以“习”为首的《新百家姓》；俄罗斯歌谣《要嫁就嫁普京这样的人》，被改编为《要嫁就嫁习大大这样的人》及姊妹篇《做人就做习大大这样的人》，甚至还有儿童版的：《我家有个习大大》。 

实际上每次中国领袖上台，都必然引发文艺界的投机热潮。但习近平一开始就把宣传上限设得太高，以至于吹捧的调门越来越刺耳。——有人将习近平比作新的红色领袖，编写了歌曲：《跟着你就是跟着那太阳》；而一些人大胆寄调红歌，写出以《东方红》为底本的《东方又红》，及《习总书记的恩情永不忘》等。  

但在毛泽东之后，为领导人编红歌被视为禁忌；而习近平此时已被推举到与毛并列的地位。不过政府对此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因为他们发现领袖并不反感，甚至还显得比较受用。而这也让宣传出现了脱缰之势，这股潮流开始从国内向国外溢出；并且在其中打头阵的人，正是习近平自己。 

在上台的最初几年，习近平曾不止一次在媒体上放话说：“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并且号召大家："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番话被媒体们会意，它们开始宣传习近平与书籍的渊源，还罗列了几份”领袖书单“。而“网民”们也应景地感叹道：“主席的博学让人钦佩”，“领袖的勤奋让人自愧不如”……。 

这段时期的主流媒体，几乎都在颂扬习近平的读书故事。但中国有句老话：“饭不宜饱，话不宜多。”在一件事上见好就收，往往还能留一丝余韵。然而媒体的吹嘘却助长了习近平的胆量，让他走上了一条覆水难收的路。或许他看到此举成效显著，便忍不住把这个话题扩展到了外交场合；2014 年初，习近平出席俄国冬奥会时向采访者说：“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并列举了自己所读过的俄罗斯作家，有戈里，莱蒙托夫，普希金，克雷诺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并表示书中的许多精彩章节仍记得清楚。 

而在同年 3 月，习近平参加中法建交 50 年大会，他拿出一张诡异的稿件，面对镜头开始逐条念出他所读过的法国名著，以及他赞赏的法国艺术。这和俄罗斯的场景如出一辙，只是名单换了法国人，有蒙田，拉封丹，司汤达，到福楼拜，大仲马，乃至于凡尔纳等；而艺术领域则包括莫奈，塞尚和罗丹等。 

这场演讲的气氛有些异样，显然法国人对此感到不解；不过习近平此番演讲的效应还没有扩散，而这也让他一鼓作气；在 2015 的英国国事访问中，他在参加伦敦晚宴时习惯性地拿出稿件，如法炮制地开始念书单；这次的讲稿较长，整个讲话也几度间歇。他从古希腊名人念到了近代艺术家，当然也特别突出了英国。 

此刻的习近平已如脱缰之马，只待拿下全世界的书名。在同年对美国的访问中，他也没有放过美国人，在演讲中将具有影响力的文人及著作一网打尽。在这几场跨国访问中，习近平生生地将演讲变为了报幕，他的稿件很长，念完一张撤走一张，而且要逐字逐句看清内容后才抬头发言。而且他的书单过于冗杂，从文史哲到经济政治，从先秦诸子到西方艺术，几乎像一部世界名著汇编。 

然而习近平可能没有注意到，当他几次三番的念稿之后，气氛开始变得微妙；外国听众对一个独裁领袖贩卖他们的文化感到错愕；而中国人则分外尴尬，很多国人为这一幕感到脸红，因为习近平此刻代表的是中国。这几份国际书单开始在世界网络中扩散，习大大借此闯出了名头；但同时也有人察觉到了灾难，其中就包括习近平的幕僚们。

 论谋臣 

对独裁领袖来说，臣子们通常会为他描摹一幅理想的个人画像，为的是不触犯其尊严；正好似朱元璋的宫廷画师们从不画他本来的面目一样。但独裁者又不能尽信臣子们的阿谀，否则会障蔽判断；就像习近平的幕僚团队那样，仿佛集体陷入了魔怔，以至于鬼使神差地相信念书单这种小聪明可以创造个人魅力；而最奇怪的是，习近平也鬼使神差地照做了；并且人民日报还一本正经地把这些稿件做成了“习大大的书单”。 

可以说这是近代政坛上最荒诞的一场闹剧，一国领袖即便再无知也不至于如此失格；这的确有习近平幕僚的责任，他们缺乏常识，不做考察，没有考虑到习近平早年不可能看到这些书；但核心的问题还在于习近平自己失察，没有考虑到正常人不会动辄念书单。这几番读书演讲恰恰暴露了他的匮乏，让他遭到十足的嘲讽。如果说习近平的幕僚是个出馊主意的团队，那么他自己则表现出无知无畏的态度；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明白得太晚，当反应过来时已难以挽回这一出败笔。 

并且这番举动还有一个附带影响，就是让习近平自断了退路；因为不刻意提到读书，很多人还无法掂量他的深浅；但要扮演专家，就没法在学问上留有余地。而习近平又常常读别字，这就更加深了人们的疑惑。人们发现他时常口误，例如把颐指气使和金科玉律这类俗语念错；不过这还算无伤大雅的口误，而当他把“精湛”念作“精甚”，“赡养”念做“瞻仰”，且在发言中被镜头拍到“岿然不动”这个词竟然有注音时，人们就看出他识字不多，而且根本不知道自己念的是什么。 

其实历史没有规定国家领袖必须博览群书，只是独裁者往往热衷于造神；尤其是中国的领袖不乏文人，这更让习近平生出了攀比之心。但他可能没注意到，读书人不会卖弄自己；例如毛泽东就遍读经史，但他从未标榜自己读过多少书；再比如江泽民涉猎过西方文化，他曾在接见法国总统时赞扬法国文化底蕴深厚，有名人如巴尔扎克等；就如此简单一句话，点到即止，显得落落大方。 

这种文人风度很让习近平羡慕，因为这是他的痛点。很多人都知道他读书不多，如毛泽东的秘书李锐曾说：“没想到他（习近平）文化程度那么低”。这种评判会让习近平感觉难堪，让他无法与那些风雅的领袖们并列；因此他显得很急切，并在对外公布的履历上注明自己是博士；但这种强调让他显得自卑而短浅，因为每个人的环境和时代背景不同。拿前任领袖们来说，毛泽东生于民国后期，处于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氛围；邓小平早年在欧洲留学，同时做资本主义的功课；而江泽民则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 

但习近平却在忽视背景的情况下，草率地冒充文人。这反映出他的整个团队都很鲁莽，他们只考虑修补主子的短板，以至于创造了一种脱离现实的形象。他们本想为习近平搞一出“诗书负笈”的戏码，却不料透露了领袖“文表而枲里”，让他成为了世界的笑柄。 

究其根本，其实是习近平本身缺憾太多，因此产生了对个人魅力的执迷；这导致他的团队眉毛胡子一把抓，希望各方面都能占一头。比如在读书之余，他们还打造习近平爱运动的形象，让他在镜头前呼吁全民健身；对奥巴马说每天游一千米估计也是幕僚们的主意，因为游泳往往可以彰显膂力和积极性，就像毛泽东游长江曾被传颂一样。 

但习近平的团队瞻前不顾后，他们把习塑造得博览群书，却没有考虑到他不怎么识字；把他打造为一个运动健将，却没有联想他大腹便便的身型。——打造形象多少需要外部特征的对应，例如普京要做硬汉，他就会骑上摩托和拿上猎枪；薄熙来提倡运动，好歹会给重庆修登山步道；而胡锦涛出国访问，也能和日本国手福原爱打一局乒乓球。 

反观习近平的谋臣们，一味地罔顾现实，他们的宣传毫无铺垫，也不考虑是否存在抵触。在习近平登基后，政府按照惯例制作了一张领袖半身像。但这张像和习近平本人差异甚大，照片的美化让他成为历代领导人中最脱离现实的一个。 

观察这些人设策略，其实可以看出习近平的团队中有人留过学，喜好从国际视角来创造亮点。人民日报曾经在外网发布了一个短视频“ Who is Xi Dada？”，在其中借洋人之口去宣传习近平，在对外国青年的采访中，大家都表示习近平“富有才干”，其中的女青年还认为他颇具男性吸引力。 

这个视频是习近平访美前发布的，和念书单有异曲同工之效。这些受访者的奉承被外界强烈质疑，人们声称在其中嗅到了朝鲜的宣传气味。同时，为推行习近平的一代一路，媒体制作了一首童谣：“ The Belt and Road is how ”，并聘用外国儿童进行演唱。但这首歌在网上遭遇恶评，许多国家的网友留言指责，其中有人说： 

“这是让小孩对基建感兴趣？” 

或者说： 

“显而易见，一代一路始于童工。” 

上述这些宣传，显示出一种洋墨水的成分，但这个墨水显然经过了封建色彩的过滤。习近平的团队希望在国际舆论中做出尝试，但他们没能把握国际文化的脉搏；人们认为这些宣传十分低俗，并对儿童作为政治工具感到反感；有人就此制作了一首反讽歌曲：“ This is China Xi ”，同样以童谣的方式，揭露习近平在国家治理中的阴暗面。 

皇帝和魅力型领袖 

习近平的宣传不但在国际上遭遇了挫折，在国内也同样走得步履维艰；这源于他对政治形象存在过于迫切的需求；因为他在上台前是一个能见度不高的官员，整个政治履历平平，并无值得夸耀的政绩。他在一个复杂的政治环境下被选为中国领袖，而这种环境并不能给他以安全感。 

这样的资历让他难以得到各阶层的认可，而他指望在上台后去弥补这一切；他明白人们对国家领袖的要求不同于一个地方官，因此不能继续保持平庸；他至少要有比肩前任领袖的政绩，才能证明他有资格执掌中国的权力。 

虽然习近平在上台的两年内就打掉了大部分敌对势力，让权力前所未有地集中，但他一直陷于一种深刻的不安和自我缺失中；这种情绪在他登基的第三年，中国举办抗战 70 周年大阅兵时表现得尤其突出；这是习近平第一次阅兵，按惯例来说，正是展示领袖权威的重要场合。他坐上观礼车，巡视三军；但在整个过程中，习却没有展现出掌权者的从容，反而显得神情僵硬，意气消沉，似乎笼罩在一片焦虑中。 

这是一种深层不自信的表现，是个人权威尚未稳固的状态；这在过往的领袖身上很少见，况且习近平年富力强，不过 60 出头；而回顾 1984 年的阅兵式，邓小平已 80 高龄，却依然显得精神矍铄，踌躇满志。 

人们逐渐在习近平身上看出某种欠缺，大家很难说到底欠缺什么，因为他似乎拥有一切；但这种欠缺却十分致命，因为这是一种领袖人物的天赋和素质，这项天赋对掌权者来说十分重要，甚至比军权更重要，这就是领袖魅力。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把领袖魅力定义为：“人格的某种特质，使某人显得与凡人不同，且被看作拥有超自然，超人或至少非凡能力或特性的人。凡人无法获得它们，而它们会被视为拥有神圣的源头，而拥有他们的人因此便被认定为领袖......魅力型权威则是：建基于领袖“超凡的个人特质、神奇的洞见或成就，并吸引跟随者尽忠和服从”之权力。” 

澳洲心理学家伦·奥克斯对此作了一层注解，他说：“魅力型领袖精力旺盛，加上内心澄明，不会被常人的焦虑和内疚所困。” 

从历史上来看，这样的领袖通常是旧权威的挑战者，他们会与传统的权力嬗递发生冲突；但正是这种挑战者的意志，能创造一种内在信念，让他建立属于自己的权威。而这种超凡特质会被普罗大众视为神授的印记，让人民萌生追随的意愿。 

所以天赋魅力会为领袖带来君权神授的意味，即便是唯物主义者和民主世界，也会为这种魅力着迷；而对领导者来说，这项特质能造就他的“自我本位性”，这种“自我本位”便是独立人格的锚点，它是个体的自我印证，标示着他在芸芸众生中的独一和稀缺。 

历史中的伟大人物必然是魅力型领袖，而政治开创者也往往是魅力型领袖；政治家们通常都渴望这种魅力，因为它能赋予法律之外的合法性和号召力；然而这种天赋却无法世袭，即便这个继任者是一个皇帝。因为皇权无法赋予个人杰出的品质和让人倾倒的风采；皇帝可以居高临下，但魅力型领袖却是一位学习者，友人，和导师；他们富有学识，并能传递深邃的思想。 

——而这正是习近平所无法跨越的鸿沟，他和魅力型领袖的任何一条特质都无法匹配。曾有记者采访他在梁家河当知青时的邻居，他评价习为“一个不爱交流，也不爱说笑的人"。记者在香港采访了一位习近平当地方官时与他接触过的人，他评价习道：“很乏味，没人会记得他”。 

习近平的团队在他登基后试图补救这一切，他们搜罗了一切魅力特质往习身上堆砌，并试图通过宣传强加于全世界。而且为了符合魅力型领袖的思想家特质，他们还亟需为习近平打造一个思想体系。 

然而中国的政治路线基本已被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所涵盖，自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开始，价值体系已经沦为一种概念拼凑，显然中国领袖的思想魅力在褪色。但习近平心有不甘，他不愿像江泽民和胡锦涛那样成为一个过渡型领袖，这让他强烈地想要表现一种思想见地。 

习的幕僚殚精竭虑，终于为他想出了一个颇有气局的概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口号旨在把习近平塑造为一个旷世英主，具有民族救星的地位。它显示出习近平强烈的好胜心，但却傲慢地把前任领袖们排挤到次要地位。因为它表示中国此前都处于蛰伏和衰微的状态，才需要某个伟人来一改颓势。 

而反过来，这个口号也没有给习以自信；他仍然在前任们身上寻找可资借鉴之处，以至于身上时常出现其他领导人的痕迹。他在对内政策上仿效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在树立权威上仿效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外交上仿效江泽民的文化气质；但他并没有内化这些特质，因此显得格格不入。 

习近平始终不明白，领袖素质是一种灵魂上的深度，是历史进程刻画在政治人物内心的烙印；它是个人的阅历，素养，以及后天磨砺所促成的自我本位的觉醒；无论作为一个宗教家，独裁者，还是民主斗士，必定要树立这种自我信念的笃定，才能将自己的意志贯彻至终。因为本固才能叶茂，唯有发自于内的认知才具有生命力。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一念书单就让人看出是在作假，因为他丝毫没有散发出内在的真实。 

虽然习近平上台后取消了任期，以让自己具备长期执政的条件；但其实任期制并不是问题，问题是他不具备服众的特质。他创造了很多概念，但一直没能找到一个可依附的内核；他时常说出自我标榜的话，但具有浓烈的假大空色彩。在历任领导人中，他是言辞最空洞的一个。在 2016 年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习近平说要给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指明方向，这种言论就毫无意义。他传达给世界的印象和他本人大相径庭，但他却相信这些手段能赋予自己魅力，以至于不可自拔地投入到一种自我编织的幻想中。

 负重前行之路 

纵观习近平执政十年，会发现他性格比较强势，在政策上也比较激进。但从人格上来说，他却是一个被动者。从头至尾，他都很少坦然地自我表达，而更像被人推动一般，显得亦步亦趋；并且在幕僚们粗暴的推波助澜下，还一路走得跌跌撞撞。这些因素都在积累他的不自信，也让他表现得越发拘谨。——在 2021 年 7 月的世界政党峰会上，习近平按照惯例读稿，但在近尾声时，却重复念了之前的稿件；有人从旁将后续稿件递过来，习近平浑浑噩噩地问了句：“我这说完了吗？”——这显示出他的精神状态很不稳定，且注意力不足。 

此外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采访女记者向习近平问及中美贸易战，说川普是个精明的谈判者，中国打算如何应对？他思索一阵后，翻看了一下手上的册子回道：”我看看我准备的这个本本上有没有这个内容“（本本大概是幕僚为其准备的发言稿）。 

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场面，人们发现习近平离开稿件就异常困窘，他无法自如地回应预设范围之外的问题。而面对这一幕，国内的喉舌只能没话找话，辩解说是习主席在刻意展现幽默；但实际上任何人都能看出这是一个困顿的局面，习近平的反应让人联想到邓所批评的本本主义，让人感到他十分教条化。在这上面人们不免联想到邓或江这些领袖，他们在外事场合中矫健的谈锋和此刻的习近平形成了鲜明对比。而此时在台下随行的王毅和杨洁篪都一脸茫然，两人既感到关切又感到失落；他们可能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最后却产生了一种无力感。 

为避免更多的挫折，习近平只能尽少地表现自己，他的工作和生活都被刻意地低调处理。这自然能让他少出岔子，但另一方面也让他的政治形象越发苍白。人们看出习近平在治国上缺乏建设性，而这种负面印象不可避免地会延伸到政权本身。习近平对此感到紧张，因为这意味着他的执政基础在削弱，会让他遭受更多的质疑。 

这刺激到了习近平对权力的执念，为稳固权威，他让幕僚们为其编写了《习近平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在 19 大时将其写入党章，又在次年的 13 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将其写入宪法；与此同时，全国把习思想纳入学校的教育课本，同时也将其开发成移动应用，以让公务员们定期学习。 

这些举措是为了让习近平的声音对国家进行全方位覆盖，并在一种强迫的意味下表明他的执政合理性。同时为了稳住局势，他大力营造宣传气氛，让媒体和喉舌去粉饰自己；多年前人们曾因薄熙来滥用网评员而批评他，但没有料到习近平对此的狂热尤有过之，他让舆论引导制度蔚然成风；无论学校，机关，公司，还是社区，都遍布着舆论维稳员，以维护领袖的伟岸形象；政府打算把赞美领袖作为政纲，要求全民都具有政治自觉性。 

然而这种舆论滥用正体现了习近平内在的匮乏，暴露出他执政力不足的困境；他扩大宣传是担忧自己的形象在对比其他领导人时落于下风，尤其是那些能力杰出的近代领袖，如江泽民和薄熙来等；他一度羡慕他们举止从容，能言善道，可以在国际社会中如鱼得水；江泽民曾在华尔街敲钟，也曾在哈佛演讲；薄熙来不是总书记，却得到了各国领袖的赞誉。他们身上总有发掘不尽的素材，而习近平却不得不借助于媒体和网评员的鼓噪，去制造一种成就卓著的幻象。 

习近平当政这十年，是网络水军最汹涌的时期。因为他执政的缺漏太多，只能依靠这种偏方来弥补。但舆论煽动终究是无本之木，没有任何政治家能依靠它维持地位永固。同时伪装民意显得过于猥琐和下作，网评员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都臭名昭著，其引导舆论的边际效益也在递减。而且当一群乌合之众献媚表功的时候，往往不知节制；例如有人尝试编辑“习主席语录”这种新一代红宝书，也有人把习近平的画像和毛泽东并列，就像华国锋当年的待遇。此外在“大国崛起”的论调下，喉舌们掀起了“厉害了我的国”宣传活动，以夸耀习近平带领中国步入强国之列。还有大学研究员发表了《中国国力全面超美》的文章，并罗织数据来证明这个论点。 

这类文章在国内引发了批评，人们认为这会带动新一轮的浮夸风，即便是官媒也不得不叫停这种做法。显然习近平身边有人发现，这种风气夹杂着捧杀的风险；有人在暗中使力，试图把习推向一个极端；而“低级红高级黑”这个词也在此时被提出来，官方指责各种夸诞吹捧看似帮忙却实则拆台。在习近平上台这些年，整个外宣就处于这种摸爬滚打和左右冲突中。而习近平自己也有所警觉，他在一篇讲话中说："不良文风蔓延开来，不仅损害讲话者、为文者自身形象，也降低党的威信……"。 

这是个矛盾的现象，因为习近平的团队就是过度宣传的始作俑者，而他们又要对此进行降温。作为一个领导人，习不会不明白过火的吹捧是危险的，但他对个人崇拜的热衷造就了这个投机市场；他有时候也很难判断哪些宣传是合宜的，因为他拿不准这些人是否真心在帮他。——在人大会议中时常出现一些情绪激昂，饱含泪光的人大代表，对着镜头感叹习近平的伟大，并希望他执政终身。这些矫揉造作的奉承一方面让他感到不安，一方面又让他感到宽慰。习近平虽然要杜绝不良文风，但又需要它们来召唤忠诚。 

因此各路媒体挖空心思地往他身上贴金，试图为领袖打造一座偶像金身。但习近平的个人特质太薄弱，以至于这些金箔一贴上去就剥落下来。各种赞誉在他身上总像雁过无痕，无法驻留。而这也是中国媒体的困境，他们在习近平身上感到很吃力，比任何一个领导人都吃力；他的形象早已千疮百孔，即便最会搬弄辞藻的人也感到力有不逮。但凡他身上能流露一星半点的闪光，媒体都像如获至宝，立刻集体躁动。 

不过大家都明白，这些用宣传所挥舞出的流光溢彩总会消散，剩下的将是显而易见的简陋和破败。而习近平的压力比媒体们也不遑多让，他用空前的力量来做政治宣传，但始终无法获得牢固的拥护；他的执政就像逆水行舟，需要马不停蹄地造势，一旦在炒作上有所松懈，形象就会迅速褪色。双方就在这种情形下勉力加持，但无奈朽木难支，付出再多努力也还是看到对方一点点垮下去。 

大国内政 1：重塑权威 

习近平原本希望以扩大宣传的方式，来激发人们对他的好感；但他又欠缺自我支撑的优势，因此难以留住人们的拥护。这导致人们对习的态度很矛盾，大家一方面感到他的表现差强人意，是个不合格的领袖；但一方面又看到他手握重兵，因此不得不在表面上虚与委蛇。 

而这也让习近平政治思路经历了一场转变，在一开始，他并没有打算把个人崇拜搞得太隆重；他虽然宣扬红色思想，但和薄熙来的唱红是基于同样理由，就是处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民主自由化后遗症；这是共产党的集体决策，而并非他们的个人意见。反而习近平在登台之初就试图展现一个先进的形象，希望以此招来大众自发的拥戴；不过这种尝试遭遇了挫败，他发现越是搞政治秀，自己的弱点暴露越多，而这也为他招致了批评和嘲讽。 

这让习近平萌生了一种逆反情绪，他认为人民在改革开放下被过于纵容，以至于失去了对领袖的尊重。——他放弃了打造国际形象的努力，而开始强化内政。他把自己的困境上升到整个政党的层面，认为势必要钳制人们的言论和禁锢他们的思想，否则他们就会对政权生出异心。 

这个局面实际已经越过了政党内部所认可的界限，高层打算遏制右倾和民主意识，但并不意味着要走向个人崇拜。但习近平却借此加强个人集权，并在执政作风上转为偏激。他相信一切改革都可以退转，自由思想也可以被抹杀，比如伊朗和柬埔寨就是成功的案例；——这两个国家都曾经历过民主改革，也获得了短暂的社会解放，但经过独裁者们的努力，最终还是把国家拉回了专制。 

这种由民主向专制的逆转型，给了习近平启发；他要一改中国人思想上的放任局面，让他们重新学会敬畏。他修改了党史，把包括文革在内的一系列错误，都重新定义为一种探索。他要人们把不良认知剔除，并将共产党定义为毫无瑕疵的政党。他在党史学习大会上强调说：“一些错误倾向要引起警惕，有的夸大党史上的失误和曲折，肆意抹黑歪曲党的历史，攻击党的领导。” 

而为了为重塑专政的权威；习近平的政策也显得越发凌厉，并在宣传上有意无意地制造恐吓气氛；他时不时地颁布一两条严苛的法令，以此来给社会做压力测试；如果民众反应强烈，就把法案稍作调整；如果没有抵抗，就不妨加重力道。 

在中南海的一条条政令下，大家看到违背主流意识的媒体在网络中消失，网信办封禁了“影响青年人意识形态”的 APP，并发布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要求算法推荐的互联网内容符合主流价值。此外文旅部加强了娱乐场所的管理，规定 KTV 传唱的歌曲不得存在危害国家统一等九项内容。 

习近平就是以这种温吞而隐晦的方式，给社会管控层层加码，并收紧人民的权利。在他看来，只要实施政治高压，人们挺直的脊梁自然会弯下去；就像塔利班可以重新掌管阿富汗，伊朗可以从代议制退回到政教一体，缅甸军政府可以推翻昂山素季的民主改革一样。 

同时，为了让领袖的意志绝对化，习近平打算彻底净化中国；他认为国家要坚决清除那些影响政权的外道势力。在这些势力中，习尤其憎恶宗教；他认为社会主义容忍宗教是一种妥协，是政治路线的错误；宗教宣扬精神救赎，让人们不向世俗权力臣服，这本身就与一党制权威相对立。 

早在胡锦涛时期，中国就形成了打压宗教的风气；而到了习近平这里，更是认为下手宜重不宜轻；自 2014 年开始，政府以"三改一拆"的名义开始拆除各地的基督教堂和十字架；这场活动自浙江福建开始，逐渐推进到北方和内陆。仅浙江两年间就拆除了上千个十字架，而安徽半年间拆除了九百个十字架。并且为了防范宗教活动回潮，政府将大部分宗教集会定义为非法活动，并在教堂内安装了监控。 

拆除宗教标志被上升为国策，除基督教外，习近平也掀起了新一轮的灭佛运动和去伊斯兰运动；——山西仙堂山的世界最大坐佛像，河北皇安寺 60 米的观音像，辽宁庄河市的千佛洞佛像等，都在习近平任内以各种理由炸毁或拆除。在云南巍山县，政府对伊斯兰教展开了系统性打击，官方以非法宗教场所为由，派出警察去突袭清真寺；而其实这些清真寺早已有所警觉，他们在此前给寺庙挂上了国旗，只是这未能成为宗教的保命符。 

此外，政府同步地在文化领域内去除宗教痕迹；一些小学开始排查和清除有关”宗教，反动和境外“书籍，这个政策很快蔓延到中学，大学，甚至图书馆；管理员按名排查，以至于荒诞到尼采的《敌基督者》和舍尔巴茨基的《佛教逻辑》这类非宗教著作也被下架。 

在习近平的去宗教化大业中，基督教遭患尤重，但他发现打压教会反而激励了信徒的热忱；在一些被拆除的教堂前，信徒们屡屡聚集在废墟上向十字架祈祷。这种执着让中国这个无信仰社会感到难以理解，也更加让习近平认为宗教是政权的威胁；他对此表态说：“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并且：“中国的宗教必须中国化。”  

习近平下定决心，要扭转业已执行了六十年的宗教统战策略，从这片大地革除神权的影响；同时，他还要建立一个文化上统一的中国，在打击宗教之余，他也开始对少数民族进行同化，尤其是那些具有本土宗教的民族。习近平认为这些民族的独立信仰在滋养一种内生性的抵抗，因而分化了中央的权威。他改变了以往的怀柔政策，责令少数民族学校用汉语教学，并在各个方面取缔其文化特权。这些政策尤其针对西藏，内蒙和新疆这些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地区。 

大国内政 2：君威与法制 

当年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人们曾诟病他对法制的漠视。但在今日，人们肯定会对他表示宽容。因为相较于习近平，他的手段早已相形见绌。 

其实无论是信仰自由，还是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都被列入宪法保护。但这些明文对习近平毫不构成约束，他在践踏法治方面，几乎可以说任由一己之欲。 

正如拆除宗教建筑可以采用一些任性的理由，对信徒的打压也可以采用地痞流氓般的手段；习近平旨在用领导批示，行政命令，和军警镇压来取代法制。这不仅针对宗教人士，亦针对普通人；政府对一切群体都采取着高压的姿态，例如在习近平任期内发生的深圳工人维权事件，和妇女反对歧视的抗议等，都被政府以雷霆手段镇压和抓捕。 

但习近平发现，无论宗教拒拆还是民间抗议，后面总有一群支援他们的力量，就是中国的维权律师；这些律师通过法律途径为大众争取权利，并指责政府的非法作为。——这再次触碰了习近平的权威，认为法制给了人们过多的话语权，尤其是给了律师对抗政府的资本。若说薄熙来当年对抓捕律师的质问还需要闪烁其词，那么习近平则显得目空一切。——既然维权是法制系统和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他就要亲手去拆除它。 

2015 年 7 月，政府发动了著名的“ 709 维权律师大抓捕”，当局在 23 个省份系统行动，对上百位律师，维权人士和公民记者进行了传唤逮捕。这次事件中一些律师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入罪，一些人被失踪。政府在媒体上宣称律师是社会事件的幕后推手，和访民与犯罪团伙相勾连，炒作敏感事件，扰乱社会秩序。 

而且最重要的是，习近平发现很多人权律师同时也是基督徒，这足见宗教会在无形中传达普世价值；而当这些普世价值唤起大众的良知和正义时，就会引发人们对专制的抵触。 

习近平很忌惮这一点，他把抓捕异议人士定为了国策。而且他有一个根本的看法，就是中国的人权抗争实际来自于于西方的自由思想，这种思想正是资本主义刻意给中共制造的威胁。早在抓捕律师前，西方就点燃过其中一个导火索，就是在 2013 年，彭博社一年间数次报道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国高官的海外财产，并列举了详细数据和资料来源。 

这个消息让政府异常紧张，并立刻用防火墙进行了屏蔽；这种言论自由的风气让习近平很恼怒，因为他们总在揭露各个国家的政治暗箱，尤其是揭露中国的官僚财富和少数民族问题；并且在习近平抓捕了律师和维权者之后，也是这些新闻媒体在国际上进行救助和声援。 

这种人权监督和自由价值的传递，显然在策反群众，给政府制造阶级敌人；习近平认为形势已发展到需要从源头上切割的地步；在之前彭博社发布报道后，政府就拒发了该社和《纽约时报》等记者的签证；而恰好美国认定五家中国官媒为“外国使团”，并非自由媒体；习近平也立刻回击，吊销了外媒的记者证，并同时驱逐了美国三大报业的记者。 

而一旦赶走外国媒体，政府打击维权的行为就会更少受到关注，让习近平可以肆无忌惮；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调查，中国 2020 年连续成为世界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仅在这一年就抓捕了 117 名记者，尤其是疫情期间前往武汉的记者。 

在打击人权上，习制造了创举，他抓捕维权人士的数字超越了江胡两届领袖之和。他相信律师总有抓完的一天，记者总有噤声的一天，少数民族也总有屈服的一天。中国可以接受低人权的状态，而这最终能消除大众的叛逆之心；如果全民都在歌颂领袖，那么这种歌颂就会变为真正的拥护；就像朝鲜人民那样，没有办法去分清现实中的真伪。 

 

客观评价习近平 (中)

 

习近平的经济学 PART 1：三位一体（青少年，民企，商业寡头） 

从习近平的一系列手段可以看出，他要重塑中国的政治秩序，并带来国家结构的深度转变；而这还需要满足一个核心条件，就是经济领域的支持；——在这个领域，习近平同样进行着一场斗争；他大刀阔斧，对国家经济逐层整改。从他就任以来，国家对企业的政策变得越来越严苛；而且政府设计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打击手段，给各种产业带来了重重压力。  

这多少让人们感到费解，因为习近平的目的显得隐晦难辨；人们推测他认为邓小平的路线已不符合中国的现状，但又没看到他提出更行之有效的方式；不过这正是习布下的一个经济迷雾，在这道迷雾中，有一个三路并进的架构；而这个架构的第一层，就是青少年管理：  

习近平曾不止一次强调，要加强青少年的意识形态教育。他在一篇讲话中说，要：“引导青少年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提醒他们：“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在领袖的指示下，全国掀起了一场文化批判之风，政府针对“不良”“反动”和“低俗”信息进行全面整治；官方尤其指责娱乐行业，认为它们在荼毒青少年。国内媒体发布了一片文章：《警惕追星思维侵蚀主流价值观》，认为明星打造“偶像金身”，操控青少年精神。广电总局提出：“要抵制低俗之风，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防止未成年人节目出现商业化，成人化，和过度娱乐化倾向。  

政府规定传媒平台下架所有存在“价值误区”的节目，并且为了“防沉迷”而屏蔽了境外游戏平台。习近平再次提出，抓思想要“从青年和娃娃抓起”，他要求学校恪守教育底线，不得宣传违背核心价值的思想。此外，为了给学生“减负”，政府向中国最传统的行业——课外补习下手。国务院发布了《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规定培训机构不得占用法定节假日及寒暑假；同时这些机构不得上市，也不再进行审批；并且严禁加入境外课程，以及聘请外籍人士。  

就此来看，习近平似乎是冲着孩子来的，因为课外教育和娱乐业有浸染中国意识形态之嫌；不过这场行业整顿也引出了习近平经济迷雾的第二层，——政府并不只是在整肃娱乐和教育，而是在对民企的全行业下死手；习的政策不是为了规范市场，而是打算推倒重来。  

在最近几年的市场整顿下，有一个显著现象就是对民企的打击往往和政治打击并轨；政府在几年间抓捕了数位“言行不审慎”的企业家，其中包括重庆的李怀庆，河北的孙大午，北京的耿潇男等，这些企业家都存在政治上的言论不当，并且为维权者和异议分子发声。  

这再次反映出习近平最根本的顾虑，就是经济自由化可能催生民主变革；他上台后遭遇了不少反对之声，其中很多就来自于律师和企业家之流；他认为经济自由和思想自由一样，都会让人产生政治诉求，而这也是西方输入资本主义的意图所在。在某种意义上，经济自由化是一种错误。需要纠正的是这种模式本身，而不是一两个企业家。习近平执政期间，以“非法经营”，“破坏生产”等罪名抓捕和剥夺营业许可的企业很多；中国的《企业家刑事风险分析报告》分析，近几年被定罪的企业家中， 民营企业占比八成以上。  

而对那些无法在政治上定罪的民企，习近平策动了一场行政风暴；他频繁出台法规，收紧企业的经营许可，加强生产流程审核；同时将税收和社保缴纳比率大幅上调，此外还在信贷上提高了他们的融资门槛；不过最关键的，还是规定私企要建立党支部，让他们养一批官方眼线去监控自己。  

企业在这种整顿之下异常艰难，他们看出政府在刻意制造经营困境和流动性枯竭，而究其根本是为了对私营企业进行侵蚀和吞并；因为每当企业难以周转时，后面就会出现官方的影子。很多人或许记得 15，16 年的 P2P 的爆雷潮，中国曾出现大批金融难民；但人们并不知道很多 P2P 公司被政府做了清算接管，不过接管的只有资产，而不包括债务。  

对习近平来说，他经济规划的第一，第二层不过是行政建制之上的顺势而为；而这个迷雾的第三层，则是一场权力革命。这场革命的对象是那些财雄势大的金融寡头，它们披着私企的外衣，背后却盘踞着一帮政治权贵；他们垄断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并以此干预朝政。  

这成为了习近平最大的执政阻力，他一直试图瓦解这些势力。而这个意图最早见诸于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提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主张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让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交叉持股。政府宣称这是为了让所有制结构优化，但主要是提供一条兼并私企的方案。如中国联通这类业绩不堪的国企，通过混改方案让众多互联网公司入股，但在吸收了资金之后，联通公司仍被国资控制。  

在这个风潮下，金融领域蔓延出一股白色恐怖；直至 2018 年，有不少签署了股权转让的上市公司被国资接收；其中最突出的案例是安邦和海航集团；海航旧股东的股权在一番清算后被“依法”清零，至于依据什么法律只字不提，只说是企业野蛮生长的结果，但中国的法律并没有关于“野蛮生长”的罪行。同时在 2019 年，马云卸任阿里巴巴董事，而蚂蚁金服上市被叫停；马化腾卸任腾讯的征信法人，腾讯的游戏和音乐都被要求释放版权，理由是反垄断。  

习近平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逼迫企业出让股权。而且为了乘胜追击，他提出了“共同富裕”和“第三次分配”这种颇为诡谲的论调；这种口号带有共产主义原教旨的气味，让他更方便把矛头对准私营企业。他用给全民画饼充饥的方式，代表着共产党第二次向资本家宣战。 

习近平的经济学 PART 2：“新国企”（国企 PLUS） 

这番经济迷雾中的三层结构已经被揭开，但人们仍难分辨它们如何构成一个整体。这正是习近平的过人之处，他在摆布策略时总能让人一叶障目，而实际上他的每项举措都带有系统性的目的。如果追溯习近平执政的轨迹，会发现一个模糊的脉络，这条脉络贯穿着青少年教育，民企，和金融寡头；它们看似有不同的出处，但都是习近平经济规划中的要素。  

这个目标可以追溯到“供给侧改革”，习近平当初宣称要消化过剩产能，并淘汰僵尸企业；但他没有让国企破产，反而通过增加原材料成本削弱了民企。而他近年所提出的“共同富裕”是最关键的一环，”共同富裕“表面是向富有的民企筹资，去解决政府的财政赤字。但习近平并没有给它们留下翻身的余地，他不惜让大公司市值缩水，也不在乎行业凋敝导致大规模失业，他似乎对一切都不畏惧。  

显而易见，习有一项颠覆性的计划。其实把“共同富裕”这个词转化为“集中共产”就便于理解了，习近平在筹谋一种新型的经济模式，这种模式是以打击私企的方式来扩充国企，以便让他全盘掌握经济资源；他要让国营经济回归，当然并非以计划经济的方式，而是创建一种经过优化和精简的“新国企”制度。  

从表面上看，这是为了扭转经济自由化的趋势，但究其根本，却包含着习近平要简化社会结构的意愿；他一直不喜欢多元化，希望一切都服从于政治上的一元性；因为从他就任之初，就没有获得过太多认同，国际社会对他并不看好，国内也不认可他的能力。他在这种困顿的景况下执政了七八年，而恰逢 2019 年中国爆发瘟疫，政府因防疫政策失误而招致了全面的批评。  

在这种声浪之下，习近平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他认为外国列强一旦找到机会就会对中国发难，因此中国一定要”全面独立“。然而他发现国家在经济上存在严重的对外依赖，因此在很多方面无法不仰人鼻息。而中美贸易战和疫情爆发所带来的外交围堵，却刺激了他的决心，让他确信中国要提前政治独立；他提出了“双循环”的思路，将中国未来的经济定调为“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循环为辅”。他打算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创造一个由国家主导的，可以自给自足的产业形态。  

这个思路源自德国所提出的“工业 4.0 ”概念，工业 4.0 代表产业从电子化普及的第三级工业革命，跃升到信息化和制造业深度融合的 4.0 阶段；这个阶段可称之为“工业互联网”，其特点是制造业的智能升级。这个概念在中国被改造为“两化融合”，旨在让信息与工业两个进程相融合，将产业制造和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云计算相整合，从而优化生产与供应。 

在 2013 年，工信部发布了《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专项行动计划》，并由国务院提出了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中国制造 2025 》，李克强提出要把中国发展为了一个制造业强国。“中国制造 2025 ”并非“工业 4.0 ”这种科技革命，而是致力于制造业的转型。习近平把这种转型定义为国家向全民制造业过渡，他认为中国要自力更生，就务必要提振工业。中国虽是制造业大国，却并没有释放出应有的产能。他认为这是劳工结构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年轻人被多元的产业所分流，不去从事制造业，从而消解了产业集中的优势。  

而这些多元产业便是所谓的”第三产业“；经济学认为第三产业能增加社会获取感，促进经济活力，但习近平却认为这些产业造成了劳动力的内耗，因为中国的第三产业没有出口优势；反而被西方用来（通过娱乐，金融，文化等）输入意识形态，加大了政府意识统战的成本。  

这种产业模式带坏了中国的企业和劳工，让整个国家副业发展过重。而其中尤以教育培训业最无裨益，这个行业让年轻人接受西方教育，让他们学习外语，成为了留学生和移民人口的孵化器；不但造成了劳动力的流失，还带走了国家的外汇。  

这对政府来说是双重损失，习近平毅然关闭了课外培训，并取消英语考试，就是为了阻断这个源头。而与此同时，公共教育也开始全面排除西方文化，甚至是鲁迅这类具有进步思想的文章也要剔除。这个举措是为了削弱素质教育，培养年轻人的劳工意识基础。  

为配合这项经济规划，政府对传统学制进行了改革；教育部发布公告，在全国设立 12 个“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要求“不断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这项改革将高中教育分为“普通高中+特色高中+职业高中”三类，并通过“中考”实行分流。  

媒体称此举势在必行，因为中国正处于“从‘工业 3.0 ’向‘工业 4.0 ’转型的阶段，叠加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的双重影响，容易导致制造业外迁”，因此急需“具备较高文化程度的高级技工”。而“职业高中，特色高中和职业本科教育”，将会是教育改革的基本趋势；同时也要让更多的应用型大学举办“职业本科教育”。 

显然，习近平在为他的经济计划打造教育基础，他要让劳动力进入实体工厂，为财政创造更多的现金流。并且这种经济结构能创造充分的就业，让中国的失业人口被产业调配所安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就应该是一个工农社会，并以公有制为特色；而其它冗余产业必须得到整肃。他认为创造第三产业的消费不如创造制造业的供给。在今后的中国，无论房产经纪人，游戏代码员，宠物饲养员，舞蹈老师，娱乐经纪人，或是自媒体和培训导师，都应该成为工厂的齿轮，投身于制造业和实体。  

而从更深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正陷入一场危局，债务累积和产业凋敝必将造成一场不可避免的萧条。常规手段已经很难奏效，习近平认为只有将产业国企化才能解决困局。简而言之，就是要像抓政治一样抓经济，把资源集中以便于“齐抓共管”。  

他认为这并非计划经济的回归，而是国企的升级；而这场升级的终点，就是把国企再度合并为具有高级产业优势的“大型央企”。  

这个合并的浪潮从 2015 年的南车北车合并开始，然后持续有 2016 年武钢和宝钢重组，17 年神华集团和国电电力合并，18 年两个中核公司合并，19 年保利集团和中丝集团，中国宝武和马钢，招商局和辽宁港合并；以及 20 年中国化工和中化集团这两个巨头合并。  

国务院在 2020 年提出：“推动跨企业整合，并购困难企业，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其作用在于：“提高产业集中度，打造高质量示范企业，减少重复投资并优化产业链”。 

在这种基调下，央企合并的趋势在逐年扩大，显然习近平要集中产业项目，并让这些企业成为新的经济骨干，去取代权贵手中的巨型公司。这能带来行业的优化，并改善国家的社会结构。他认为只要处理得当，计划经济就仍然具有优势，凭借他的手段可以盘活那些僵尸企业。在“工业 4.0 ”的背景之下，唯有“新国企”才能具备制造业优势，足以抵御西方的竞争和冲击。  

此时习近平的蓝图变得异常清晰，而新经济格局中的三个要素：劳工，产业，和资本，也逐一归位，并对应着之前的三个层面。——今日的青少年，就是未来的制造业劳工；对民企的兼并，就是创造产业集中；而对商业寡头的制裁，就是筹集新国企的资本。 

习近平的经济学 PART 3：“红色贵族” 

从形式上看，“新国企”更像一种国家化的劳务派遣，这是一个政治-经济的混合模型。习近平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更纯粹的制造业国家，人民应该恢复工农阶级的本色，并学会尊重领袖。同时社会文化也需要一场变革，以彻底摒除西方的影响。  

但这种构想更类似一个官僚化的工业乌托邦，即便习近平制裁互联网巨头，提出共同富裕，但没有显著的理由说明国家工厂的模式更优越。削弱其它行业去提高制造业的比重是反经济规律的，越发达的经济体制造业比重越低，而第三产业占比越高。此外经济多元化能抗击风险，即便是工业 4.0，也不代表各个行业的劳动力都要转型去做厂工。  

“新国企”更像一种后现代计划经济，这种经济模式类似工农兵文化和西方科技潮流笼统的结合。其实很难说这到底是工业 4.0，还是希特勒对德国所规划的工业强国模式。工业国家化不太可能改善财政和就业，而更可能导致：“功德不施于天下，而勤劳于百姓”的内耗。  

显然这个构想更多代表着习近平强烈的掌控欲，他的经济规划其实被他的政治目的所裹挟，透露出他对伊朗和北韩那种一元化政体的向往。但这类国家的产业导向单一，经济结构十分脆弱；而这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不具备现实性。  

在如此多弊端下，人们不能理解习近平到底要如何变革；因为无论国家工厂多么先进，只要产业由政府支配，就会导致市场化不足和技术滞后。不过习近平的确考虑到了这一点，他并不打算否认市场化，而是要加强国家对经济的主导。并且在这项经济规划中，他要创造的是“新一代国企”模式，要全面理解这种制度，就需要结合习近平的另一个重要概念：“红色基因”。  

习近平不止一次在媒体上强调“红色传承”，并提出“红色基因“的说法。早在 2004 年，他就说：”要把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而在登基之后，习更加频繁地提到这一点。在视察军区和革命老区时他再三重申：“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并表示：“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继承红色基因是习近平国家结构的核心，很多人以为他强调的是“红色文化”，实际上他强调的是“红色血脉”，也就是红色权贵的嫡系后代。他在中央党校干部培训班上说：“立志做党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砥砺对党的赤诚忠心。”他在此表明的是，要建立一个牢固，忠诚，以及血脉纯正的红色贵族系统。 

在习近平的政治理念中，国家应该更彻底地掌控在红色子弟兵手里；这种掌控不仅限于政治领域，也包括经济领域。习近平经济模式的最终构想，就是要打造一个绝对的二元结构。他一方面在国内扼制现代化教育，加强大众的制造业技能；而另一方面，他积极地让红色子弟去西方学习管理和技术，然后回国管理那些新型国企。  

虽然在这种模式下劳动力的综合素质会降低，但企业将会由拥有高学历的红色后代们治理；习近平认为通过管理上的优化能解决市场化不足的问题，留学归来的官僚子弟们具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而这能消除计划经济的劣势。在今后的企业中，无论是董事，CEO，研发总监，还是会计和各类高管，都将是红色家族的子女。这能无限拉开两个阶级的差距，塑造一种稳固的二元结构。《求是》杂志曾引用过习近平的一句话说：“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  

这种创造绝对阶级的想法，曾有一个节点，就是习提出“金融创新”的概念；他以这个口号鼓励国家在金融上大胆尝试，随之企业开始滥发金融产品，地方政府虚构项目融资，同时国家下发了很多花式金融牌照，催生各种借贷。这间接引发了两个事件，就是后来的 P2P 大面积违约，以及 2016 年股市崩溃。但这两个泡沫破灭后，资本仍在“新经济”的口号下创造更多的庞氏项目。  

显然，习近平有意在经济上制造一种乱局，并以资本手段让有产阶级返贫；这不但可以消灭人们的政治诉求，而且赤贫阶级也更容易接受计划经济。习相信，只有让贫民永世不得翻身，并由血统纯正的红色后代管理，才能更好地维护红色江山。在这种模式下，官僚就是上层建筑，民众则充当生产资料。就像拿着皮鞭的监工督促苦力们去堆砌社会主义的金字塔，而习近平就是塔尖上的全知之眼。 

突然爆发的疫情给了习近平实现这个事业的契机，他藉由防疫限制民众办护照出国。移民管理局表示：“对非必要非紧急事由，暂不签发护照”。——普通人无论留学还是因公出国，都变得更加艰难。此外政府在边境开始修建隔离电网，防止劳动力偷渡出逃。而就在政府严控民众出境的同时，美国领事馆外排起了长队，红色后代们通过特批手续，正在疯狂地奔赴海外。 

在此刻，中国梦的轮廓逐渐清晰，习近平要以经济规划为支点，将偏离路线的社会主义回炉重铸。他培植的新一代权贵会重新执掌中国的经济，打造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制造业国家。“新国企”将创造一种绝对的红色垄断，将中国改造为理想的专制王国；而代价则是抹杀大众的价值和理想，让他们永无出头之日。这个梦将会是一部分权贵的美梦，但却会成为全民的梦魇。  

大国外政：第三世界和一带一路 

由习近平的内政思路可以看出，他是个敢于破坏既有秩序的人。在上台的这几年间，他的见解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尤其是他看到中国对西方的依赖，已然成为了内政上的阻碍；这让他相信“政治独立”才是自己的出路，中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分立。  

而且资本主义席卷后的中国，已经留下了一片经济残局；中国跟随西方奉行凯恩斯主义，二十年间不断地投资和发债，而这种模式现今已经面临瓶颈；财政刺激的效用正在缩小，投资收益在变低，而资产泡沫却过度高企。  

一旦中国的发展停滞，资本定然会外流，并同时推高国内的通胀；中国在货币体量上早已超过了美国，但又无法像美国那样输出货币；习近平发现中国竟面临上世纪 80 年代日本的处境，他甚至感到这是西方资本有意为之，让中国掉进他们所设计的中等收入陷阱。他认为只有寻找一条外部出路，才能消化业已过剩的产能和货币。他看到西方在第三世界的投入薄弱，便认为这将是中国的机遇。在这样的背景下，他设计了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计划。  

这个政策的主旨是向落后地区提供基建援助和贷款，并增进双边贸易。习近平打算创建一条新的丝绸之路，并由中国牵头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给一代一路的参与国提供金融支持；亚投行不但能服务于基建投资，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亚洲开发银行的影响，为中国创造更多的经贸关系。而一代一路和亚投行更深远的目的，是组建一个分立于西方的联盟；习近平将在这个联盟内推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让那些没有受到西方眷顾的第三世界去分担中国的产能和通胀。 

客观地说，这是习近平最出色的一个构想。中国从古至今都固守一隅，偏向保守，即便邓小平时代也是如此；而习近平以经贸合作的方式去牵头第三世界，可以开辟一个全新而独立的经济领域。这可以减少中国对西方的依赖，并为双方的贸易冲突制造一层缓冲；而且一代一路还有一个附带效应，就是通过基建计划在沿线国家获取军事战备便利，从而扩充中国的政治影响力。  

可以说，一代一路比那些虚浮的概念，如“文化自信”，“全民小康”等更有意义，因为它具备宏观战略性；而这是基于习近平对国际关系的态度；他几乎是邓小平之后与西方共识最少的一个领袖，他很排斥他们用人权武器对中国进行政治干预。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评论西方的态度是：“吃饱了没事干”。  

因此习近平希望创造一种全面的政治独立，以摒除西方的影响；他很自然地想到要拉拢第三世界，就如当年的苏联一样。但习近平显然认为自己比苏联领导人更成熟，因为他创造的是一个以经济主导的同盟，就类似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他打算像美国在二战后所作的那样，以经济协作建立政治互惠。如果一代一路成功，那么中国将获得当年美国那样的影响力，甚至会让世界出现东升西降的景象。  

显然一代一路是一盘复合性的棋局，但作为一项经济计划，其核心就是条款的可履行性；然而第三世界却担心习近平的债务援助会绑架他们的经济，因此举棋不定。而且一代一路的国家大多政治不稳定，其中有些还处于主权争夺中；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信用向来很低；他们起初并不拒绝来自中国援助和贷款，但在中方投资以后，就以各种手段来规避责任；他们指责中国干扰内政，或是在非洲输出劳动力，以及用贷款给他们带来债务陷阱。  

一代一路从一些细枝末节的摩擦开始，到后来很多国家开始集体违约，更有甚者把权属中国的项目收归国有。而且人民币国际化还遭遇了一个荒诞现象，就是有些国家在拿到人民币后转手就换了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成了空头承诺。  

习近平发现，这些国家竟抱着超限战的思路来应对自己；他们不过是在一代一路上揩油，而漠视中国所主张的经济同盟。尽管习近平努力地打点一代一路，但这个项目面临的冲突太多；且不论西方是否会对这个计划采取反制，单单是那些第三世界参与国就存在很大的倒账风险；同时丝绸之路上还盘踞着中国的宿敌印度等，他们也不可能坐视习近平在地缘上扩张。  

不过习近平仍做了很多尝试，他积极地参与各种贸易同盟，希望创造多边关系。比如他加入了东盟的 RCEP《区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即便 RCEP 的参与国大多是贸易保护国家，也不能给中国带来顺差；但习近平想借此销售他的丝绸之路；他试图把更多国家拉入自己的版图，甚至搁置了争议去拉拢印度。  

为配套一代一路，习近平还创造了一个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个基调下，中国向其他国家输出价值观，同时招收第三世界青年来留学，这些学生不用考试，享有政府的生活关照，并且学费由国家倒贴。此外习近平用赠与和捐助的方式给非洲人民派发福利，同时还免除了一些国家的债务。但这让他的政策看起来更像新时代的金元外交，而不是新时代的马歇尔计划。 

大国外政：瘟疫和民族主义 

在外交上，人们很容易把习近平和毛泽东相比较；两人的政策都是联合第三世界抵御西方。虽然习近平比毛泽东还是要务实一些，但两人最大的相似点都是不单纯考虑经济的得失，而更关注政治利益。  

而且独裁国家的外交政策很大程度是基于领导人的气质和秉性；从一开始，共产党的很多高层就比较排斥西方，而在这些高层中，习近平又是尤其古板的一个；他身上的体制气息很浓厚，这种风格在国际社会并不讨好；比之以往的中国领袖，西方对他的认同度尤其低。  

这让他更愿意在外交上寻求一种舒适感，而不是去与不同的体制相磨合。比起西方带来的经济利益，他更倾向于亚非拉那些“穷朋友”给他带来的政治拥护。这种个人主见和他的政治目标相混同，以至于在无形中影响着他的对外决策。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在开放的二三十年间和国际社会积累了无数矛盾，而这些矛盾通过政治交班的方式转给了习近平；这些问题会在一个经济周期结束之后集中爆发，而这个时间点恰恰截止在习近平任内。首先中国加入 WTO 所申请的十五年保护期截止，但并未按协议开放市场，这让西方感到受了蒙骗。同时中国在贸易中一直被指责出口管制和倾销式竞争，并通过入股的方式窃取外资技术。  

从习近平的态度来看，他并不打算理会这些争议；中国本就没有准备成为开放的市场，况且他还认为经济自由化会带来政治演变。而且习近平对西方政要和中国权贵的勾结颇有芥蒂，所以他非但不会开放中国，反而加强了经济上的封闭。  

而西方也对 WTO 低效的仲裁失去了耐性，奥巴马在第二个执政期开始加入 TPP（跨太平洋合作协议），联合世界主要经济体对中国进行贸易隔离。不过特朗普上台就废弃了这个协议，给中国带来很大的缓和空间。但特朗普批评中国进行贸易补贴，并侵犯知识产权；以及用各种手段为伊朗纾困，导致美国的封锁失效；这最终引发了 2018 年的贸易制裁。  

面对美国提升的出口关税，中国只能加强补贴，同时也代表着开启一段经济冷战。而恰逢此时湖北爆发了冠状病毒并波及全世界；虽然这是一个公共卫生事件，但国内外的舆论都责怪政府处置不当，并归结为习近平执政责任；这引发了他的恐慌，也激起了他寸步不让的态度；他打算用政治手段去化解这场公关危机。——他煽动民族气焰，宣称是因为中国变得强大，帝国主义才借机发难，而此时人民更应该团结在领袖周围。同时政府的对外口径也彻底变调，外交部拿出强硬的姿态，开始与世界针锋相对，而网评员也大举出动，四处展开谩骂和攻击。  

在这种气氛下，媒体宣称韬光养晦已不适用于当下，中国要崛起，就要打赢与帝国主义的战争；这场战争不仅限于西方，也包括那些坐等中国衰落的国家。习近平试图让人民相信，正是由于民族伟大复兴在即，才招致了世界对中国的敌意。  

这是一场气急败坏的民族主义，习近平与世界的对抗更像一种义气之争；中国外交部很多时候不是在辩论，而是在逞口舌之快。习所面临的处境并没有邓小平当年那么艰难，但他却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攻击性。  

其实这种激烈的反应来自于习近平个人的危机感；——自他执政以来，国内经济在衰退，外部矛盾在增多；他本就面临很多质疑，认为他不适合领导国家；而瘟疫的爆发更成为他执政危机的风口，世界指责中国在疫情处理上失职，并要求对病毒溯源，这让习近平感受到空前的威胁。  

他希望尽快撇清责任，把斗争的对象转移，因此采用了民族主义作为武器。——外交部在国际上放风说疫情来自美国，又有媒体说来自意大利，法国等；政府不断在民间释放国际阴谋论，最后干脆把焦点转移到共济会的盎格鲁-撒克逊计划 ，而这个计划的目标是清除全球 50％ 的人类，投毒只是他们的第一步。 

这种策略引发了世界强烈的反应，大家没想到习近平如此无理取闹。而习近平也放弃了协商的打算，他知道自己的表现不理想，境内外势力会趁机让自己大权旁落，因此他务必要采取主动。所以他感受到的威胁越大，中国对外展示的锋芒越强。习近平不断推高民族情绪，宣扬中华民族危亡的论调，并在军事上对台湾展开新一轮的威胁；他派遣军舰和战斗机巡航，营造出武力攻台的气氛；同时也将这种军事活动扩大到南海，他以一种高调的姿态宣示着中国的主权。  

人们看出，习近平为了维护权威，不在乎赌上国运；即便面对全世界，也要背水一战。国外媒体宣称他已“ Showdown ”，而这种四面出击的方式激怒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并让民主世界嗅到了体制性竞争的意味；他本想用对外示强来解决自己的危机，但却让世界达成了不退让的共识，并打算在经济上弱化中国。  

这对中国来说是很危险的，邓小平就清楚体制性竞争的危害，所以才要国家韬光养晦；但习近平再次激起了西方的敌意；起初还有一些国家的态度模棱两可，并试图向共产党释放善意；但习近平担忧他们包藏祸心，意图与党内的高层暗通款曲。他打算在危机解除之前维持斗争态势，因此在宣传上显得越发促狭而好斗。  

然而这种举动让世界重新团结起来；——西方和亚太有意重建经贸关系，台湾，美国，日本和欧洲召开了会谈，讨论“重组供应链”；中国所大力宣传的“中欧贸易论坛”被黯然取消，但曾经被川普否决的 TPP 已经蜕变为新版本的 CPTPP 协议，那些对中国制造业具有替代性的国家都被纳入了这个协定中。  

而在军事上，亚太和欧美开始制定共同防御协议，以便在地缘上遏制中国。并且为了应对中国在南海的军事活动，世界再度掀起了军事演习和扩充军备的潮流。而这一切，都将中国和世界推向了他们一直在避免的制度性竞争。  

这是自毛泽东以来最恶劣的外交时期，为突破困境，习近平不断渲染外部威胁，并告诉人民：“世界正进入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并且“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  

不过这更像一出伪民粹，习近平虽然宣扬民族斗争，却小心翼翼地看顾着这团火焰；媒体不断地煽动群众，但从不让这股狂热落到实处；人们感觉在和虚无的对象作斗争，就好比不停地给爱国愤青喂春药，但他们又没有性伴侣，只是在凭空透支身体。  

因为习近平并不是一个政治强人，至少与莫迪和普京相比，他的强硬更像一种伪装。习近平对民主国家不依不饶，但对俄罗斯，印度等国却保持着低姿态；俄国曾和越南宣布在南海开采石油，中国媒体就异常安静；印度和中国发生边境冲突后，亚投行随即就发放了贷款。——习近平在推动斗争外交的同时，却异常怀柔地对待着周边真正的威胁。 

大棋局：二次集权 

其实仅就政治角度来说，习近平很擅长策略，同时行事也具有系统性；不过他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存在严重的认知偏差，以至于在目标选择和执行方式上容易架空现实。这终究会让他的执政之路无以为继；因为共产党还希望更长久地执政，而他显然缩短了这个过程。  

不过习近平认为自己之所以诸般不顺，是因为对权力的集中度不够；党内还有很多派系在掣肘他，导致政治意见不统一。因此他要重建组织纪律，推动一场集体领导向个人集权的二次过渡，他认为毛泽东式的专制再加上自己的经济规划，一定能让共产党焕发新生。  

但他平素的表现太差强人意，恐怕很难得到支持；所以他借疫情之机来营造民族危机，从而换取执政合法性；尽管这种态度造成了国际社会的孤立，但习近平认为这是因为世界还没有看清自己的决心，因此他需要放手一搏。而在他对外示威的过程中，早已选定了一个定点打击的对象，就是南半球的澳洲；——澳洲是五眼联盟成员国，一直伙同美国指责中国的人权问题，同时还在太平洋上遏制中国的扩张；而且这个国家带头抵制华为网络，并提出要调查新冠疫情的源头。  

习近平认为澳洲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很高，却如此不会察言观色，正应该拿来祭旗。他限制了澳洲多项产品上的出口，将他们的货轮阻留在港口之外，并征收反倾销税。他认为这种全方位的打击将重创澳洲经济，并给世界带来示范效应；而这最终能让他挟中国市场以令诸国。  

不过澳洲得到了美国和日本的支持，而后欧盟也加入了这个阵营；同时这些国家与澳洲一起加快推行 TPTPP 区域同盟，以寻求更稳定的经贸关系；并且伴随着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澳洲还弥补了出口缩减的损失。——习近平再次犯了主观性的错误，低估了民主国家的尊严。澳洲强硬的态度让他感到为难，因为中国抵制能源进口，导致自己出现了能源紧张；而且由于撕破脸，只能以更高的价格在他国购买替代品，而这些产品恰恰是澳洲出口的。  

人们看到习近平所期望的胜利没有出现，中国的经济运转却出现了恶化的征兆。而就在这个档口，和中国竞争的国家却开始抢占市场，印度以关税去排挤中国的产业链，让资本流向自己；而越南墨西哥等国家则开始接收世界的贸易订单，逐渐成为新的制造业基地。习近平始终忘记了一点，就是中国的产业是可以被替代的，他的态度加强了世界重组供应链的决心。  

其实世界对中国一直很难割舍，因为这里有成熟的产业链和市场；尤其是美国一直在细心呵护中国，因为他们在这段关系中付出了很多。——共产党在国际上获得的很多胜利，如镇压学潮后被西方接纳，在 WTO 中的最惠国待遇，产业发展中的技术支持，大都是美国扶持的；但这种关照却正好让习近平用来实施政治讹诈，要求西方不但在贸易层面，而且在人权等问题上都要做出让步。  

这让外界发现与习近平很难沟通，因为他总在改变既有的框架，并不断压缩协商空间；习近平曾一度向美国示好，承诺购买商品和粮食，但临到后来却取消了订单；中国在联合国许诺参与公益性的国际协作，但最终却把这些问题掺入到政治论议中。外界逐渐失去耐性，认为习近平反复无常；他老是牵扯出毫不相干的议题，把不同的谈判筹码搅和在一起。  

而习近平也看出西方有意疏远他个人，并鼓动党内替换他；这让他很紧张，因此更不能做出让步。他打算先稳住权力，再去修缮外部关系。他认为世界离不开中国的市场和供应体系，就好比邓小平当年面临更严峻的围堵，但一俟政局稳定，民主国家立马就簇拥而至。习近平相信，西方对人权的指责不过是惺惺作态；只要他能顺利连任，并通过“新国企”重振经济，世界就一定会回心转意，而他也能获得所期望的“政治独立”。  

因此他时不时地向外界传达一种信息，表示他无意破坏国际秩序。但西方并不相信这一点，他们看出习近平言不由衷，在巩固权威后必定会进一步破坏规则，所以世界的不妥协态度变得愈发坚决。  

这样的反应让习近平很难下台，他已经失去了战略优势，让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变弱。而且如果西方不屈服，自己的集权就没有说服力。被赶下台的威胁再次笼罩他，他决定就算和世界脱钩，也要维护权力不倒。他加强宣扬大国崛起和双循环，同时以军事上的强势姿态来弥补外交上的失利；他不但让军舰驶入台海和南海，甚至表示要深入太平洋以威慑美国本土。但这导致了周边国家的危机感，他们开始声援台湾，并在各个领域抵制中国。  

可以说习近平的所有计划都不遂他所愿，但他认为坚持下去西方一定会妥协。不过党内担心无止境的外交对抗会耗尽国力，并引发真正的国际冲突；因为不止西方，就连越南，菲律宾，日本等亚太国家，都表现得更加强硬；而印度和中国的冲突更是达到了毛泽东时期以来的高点。 

大棋局：计划生育和芯片大跃进 

其实习近平政治上的诸多失败，是因为他的想法欠缺实证基础。而且他为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和个人尊严，已经陷入一个难以自拔的深渊。虽然他把个人目的裹上家国民族的外衣，并且把自己的政治构思包装得十分新颖；但他不顾一切地集权，已经严重损害了集体利益。  

而且客观地说，习近平运气也不好，他就任时正逢经济周期的转折点，中国开始进入衰退；他执政这十年，国家债务和货币发行都呈爆炸性增长，但财政刺激的边际效用却在变小。他设计了一系列应对策略，如一代一路和技术升级，但前者阻难重重，后者因贸易战而被搁浅。同时在出口上，中国面临着后起之秀如越南和印度的竞争。显然国家在宏观上迎来了一个下降节点，这很大程度是经济周期和产业结构决定的，而并非习近平个人所导致。  

但中国的某些政策却加剧了下行的态势，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计划生育；——中国的出生人口在 60 年代达到高峰，这一代人正好是前二三十年的劳动主力。而此后计划生育持续了几十年，让中国的人口结构头重脚轻；在习近平执政时，出生率最高的那一代人正好步入老年，进入拿养老金的行列。政府急忙开始取缔计划生育，但社会成本的攀升又阻碍了生育率。  

这种趋势不会在短期发作，但它的效应会逐年递延。老人比重的增加会加大财政负担，青年的减少会让经济活力下降。而且国家还不能指望消费，虽然中国人口基数很大，但消费在 GDP 中的占比很低；这不仅对于西方而言，和印度越南这些国家相比也偏低。 

习近平在任期内连续开放了二胎和三胎，但这种生育政策是画饼充饥。年轻人很恐惧，一方面是社会福利没有改善，另一方面还因为政府对内盘剥的力度在加强；——因为习近平的政策很激进，他一方面要扩大国际战略，一方面还要发展国营经济；而这让中国面临收支上的双向负荷。对此习近平只能目光四顾，明偷暗抢；——他将地方的土地出让金划归了中央，并增加了房地产税种；他提高了企业行政收费和社保缴纳基数，并延迟退休；此外他督促上千万党员补缴党费，同时降低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福利和奖金。  

但这些手段并不足以抹平财政开支，政府唯有全力扩大表外负债，并尽可能地向下刮地皮；近年来，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和电商被要求补交税费，高收入者被要求重新计算所得税；此外海关加强清查海淘，在商品入境时抽水；而地方政府也上下其手，增加各个行业的行政审批项目；同时司法部门增加了罚款种类，例如通过整顿市容来禁摩限电等。  

为度过困境，习近平穷尽了各种方式去搜刮社会；人们只要听闻发改委开听证会，就明白有商品会涨价。习近平不断地测试民众的压力，权衡中国人在基础生存需求之外还有多少可榨取空间；他把通胀维持在民众苦苦支撑的边缘，导致人们的生存欲望降低。——在资本和政府的双重盘剥下，新一代年轻人会选择主动失业，不去为政府创造税收；并且无论开放几胎，一些人都不再愿意为共产党生育后代。  

但习近平坚信权力能支配经济运转，他要全国陪他共度难关；因为举国体制正是共产主义的优势，全民动员一定能创造奇迹；例如他看到人口失衡，就要求社会多生育；美国封锁技术出口，政府就投入数万亿去研发芯片。 

不过这将中国带回了大跃进那种浮夸的时代；——就在华为芯片断供的当晚，媒体铺天盖地传出中国芯片面世的消息，仿佛一夜之间各种技术屏障被连番突破，芯片行业出现了一大片卫星田；中国再度涌现赶英超美的气氛，而骗补贴的企业也蜂拥而至，资源垄断造成了习近平的芯片基金被瓜分。在推动技术进步上，政治远没有市场化有效。但习近平认为国家当年可以举全国之力造原子弹，他就能以同样的动员能力去造芯片。  

但这种运动式的治国终究脱离现实；习近平创造的概念很多，但从没有一个顺利实现；他过于好大喜功，一门心思只想弯道超车；无论一代一路，南海造岛礁，或是芯片大跃进，都是一种代价高昂的冒险主义。这导致改革开放累积的财富迅速挥霍，这种大手笔不免让党内人士感到心惊肉跳，担心未来的中国会在资源进口上面临外汇紧张。 

 

客观评价习近平(下)

 

习近平的危机 1：破灭的金缕衣 

越来越多的人看出，民生和经济都无法支持习近平继续冒险；他的策略不太周详，但却激进而不留后路；这大概是他上台前没有被看明白的一点，他最初向党内隐藏了某些意图，直至上台后才通过集权去推行。这损害了集体领导的初衷，因为即便是专制社会，没有制衡的权力也是最大的变数，可能将政权带上一条不归路；  

但习近平相信局面一定会改观，他只是需要时间。不过他可能没察觉到，很多人在隐隐地怀念江泽民时期；而且习执政越久，这种怀念就越浓厚；当习近平进入第二任期时，人们几乎看到任何一任领袖都会缅怀一番，并发表今不如昔的感慨。  

而考察民间对习近平的评价，会惊人地发现他所招致的反感是所有领导人中最强烈的；人们认为他的缺点太多，全无一个领袖的能力与格局；哪怕换任意一个领导人执政，都会比他更强。  

这是个很蹊跷的现象，因为以前的中国一度吏治昏乱，执政野蛮；但民众竟愿意回到过去也不愿要习近平。这并不是因为之前的时代有多好，而是那时仍看得到希望；大家更愿意由坏变好，而不是由好变坏。而习近平的执政给人带来一个越来越窒息的环境；所以当 2018 年媒体宣布他修宪取消任期时，很多人立时就感到前景黯淡。  

最关键的是，民众对习近平的态度很微妙；——众所周知，中国的领导人大都被民众骂过，但这种骂声更多是对体制的抵触；但在习近平这里，却带有针对个人的意味。从他在国际上念书单之时，外界对他的观感就急转直下，人们开始对他滋生出一种鄙夷；——曾有人对习近平的画像泼墨，也有人穿上他金元外交的衣服；有人嘲笑他装文化人，有人讥讽他用网评员炒作自己。中国的领袖中，鲜有习近平这样从人格到政策遭到全盘否定的例子。如果说江泽民招到了法轮功的憎恨，习则是招到了全阶层的反感。  

这对他来说是个极度危险的信号，政治家不惧怕人们的责备，但惧怕人们的轻蔑。对一个执政者嗤之以鼻比刀剑的伤害更重，这代表他在个人素质上不被承认。  

人们的评价不确定是否会传到习近平耳中，但可以看出他的确变得更加敏感；他频频发表“重要讲话”，加大力度设指标，作批示，试图攥紧手中的权力。而且为了证明自己，他开始大量地虚构政绩；他声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民族发展取得历史性飞跃”。他用霸王硬上弓的方式宣称自己兑现了政治承诺，尤其是取得全面脱贫的胜利；尽管中国还有大量低保户，但他仍然宣布自己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而且人们明明看到中国每况愈下，但官方和媒体却声称：“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 

这些话透露出习近平的政治根基在溃败，以至于只能靠编造口号来维持地位。同时他对外界的批评异常紧张，并将言论压制得滴水不漏；很多轻描淡写的话都会触碰他的逆鳞，这些话如果放到其他领袖身上，可能就是云淡风轻地一笑，但在习近平听来不堪入耳。他上任以来屏蔽了很多词汇，包括俚语，电影，动漫，品牌，人名……；这种屏蔽会随着他的执政与日俱增，甚至牵连很多毫不相干的词汇。  

这种敏感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的正常交流，习近平创造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多的帝王名讳。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表现不尽人意；他上台不到十年，得到负面评价比前几任领袖都多；而这也让他的态度越发顽抗，并对自身的错误和丢丑行为抵死不认。——就连阅兵时用左手敬礼这种显著的错误，都有喉舌辩称为“左尚吉右尚凶”；并且在外交连番受挫的情况下，王毅却盛赞他开创了：“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人们为他吹出了无数的泡沫，试图让他的执政合理化。但这些吹嘘在他惨淡的政绩下显得异常苍白；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习近平的宣传越来越夸张和离谱，但人们却越来越看不起他；他拼命地强调自己对共产党和国家的重要性，并有意无意地贬低前人而抬高自己；这让他显得十分自我中心，也十分欠缺格局。习给自己穿上一件举世绝伦的金缕衣，并在水军和群众演员的喧嚣中勉力维持，但大家都明白这不过是一场自吹自擂的闹剧；他的基础仍然脆弱，吹捧他的都是投机者，而从没有精英愿意拥护他。  

这让习近平越来越倾向朝鲜和伊朗的环境，他希望尽快建立一个封闭和愚昧的社会，以消除批评和质疑；然而这也是他思想中的一个致命盲点，因为这种草莽式的政治理想完全不符合当下的时空背景。——中国人在习近平的高压下会滋生逆反情绪，采取非暴力不合作态度；习近平算准了中国人不敢有政治主张，但却无法阻止他们以消极的方式放空自己。互联网时代的人容易在信息封闭的社会下产生厌世心理，这可能需要一代人去脱离使用网络的习惯，才能遂习近平所愿。所以即便他的政策能够执行，也难以看到中国人被完全驯化的一天。  

习近平的危机 2：溃败的蚁穴 

从习近平的个性来说，他注定会走上一条很窄的道路。这条道路充满斗争，对立，并且会瓦解他的政治基础，但他似乎又没有选择。  

民意上的失败实际反映出习的一个根本劣势，就是他的思想和理念很陈旧；他无法用政绩来创造自己的合法地位；因此在面临挑战的情况下，更容易选择毛泽东的方式而不是邓小平的方式去维护地位；当他无法解决当下的经济困境时，就只能走进一条阶级斗争的死胡同，试图以政治动荡去恐吓人们。这种方式就好像对人宣告说：“倘若你们不拥护我，我就让国家不得安生”。  

他不断地在讲话中强调说，要善于斗争，敢于斗争；而且就如毛泽东曾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长那样，习近平也兼任着很多小组组长。他鼓励公司，高校和民间互相举报；让学生举报老师，员工举报老板，下级举报上级。他希望群众互相监督且人人自危，那么自己的权力就不易受到威胁。  

他陷入了和毛泽东同样的执念，认为维护权力就要不计得失。但在这上面，他却面临着一个困境，就是根本无法建立毛泽东那样的威信。——就权力手段和思想水准而言，两人都不可等量齐观；毛泽东是个出色的理论家，同时具有很强的大众魅力；而习近平毫无稳固的群众基础；同时他理论知识匮乏，无法构建系统性的思想去支撑一场政治运动。  

他所掀起的民族主义，只是毛泽东政治权术的皮毛，其中毫无思想主干。例如他常讲两句话：“世界正进入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面临着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就异常脱离时代现实，显得颇为牵强。这种话很像武侠小说的序言，把人们引入一个惊天耸地的背景。——但当下的世界并无动荡，不存在什么“前所未有大变局”；而且中国并未衰败或受外邦奴役，也谈不上要人去复兴。  

习近平想给中国人吃了一剂民族崛起的补药，激发大众的狂想；但他所渲染的民族危机虚无缥缈，无法获取人们的共鸣。他的口号只能动员一些边缘化的人群；这些人显示出低教育化的特征，或者年龄层偏小，心智单一；而社会的中坚力量大都比较反感这种氛围。  

但在习近平来说，他的政治押注过大，几乎从一开始就断了自己的退路，因此不能轻易言退。在他的危机与日俱增之时，只能凭借民粹的东风去加强政治整肃。他多次强调道：“永远不能停止党内的‘作风建设’ ”，并且“要纠正党内不良风气”。——他借鉴了 30 年代的整风运动，以此清洗官场，在他上任以来落马的官员很多，其中不乏一些任意编派的政治罪名，如“野心膨胀”“妄议中央”或“拉帮结派”。 

但无论政治清洗多么剧烈，党内都会不断地滋生对抗势力；因为归根结底，是他在破坏集体利益，牺牲国家的前途来为自己的政治护航。所谓成难败易，中国积累了几十年的资本，却在他任期内快速流失。这样持续下去，习近平势必造成一个空心化的中国，让政权从内部溃败。  

中国的高官感到恐慌，便希望赶在国家破产前将资产转移。而这让习近平认为党内一些人不以他为核心，在国家的关键时刻拿走了他原本可以支配的资源；而这种釜底抽薪的举动，就是为了在政治上架空自己。  

习近平对此制定了严厉的外汇政策，与逃离的资本展开了拉锯战。——起初银行限制大额换汇，并制定了较低的购汇额度；但民间聚集人头，采用多人汇款的方式让资金离境；银行开始清查来往账户，但人们又通过境外消费的方式套现；政府限制了银行卡的境外消费额度，不过却发现有人通过外贸账户在海外置产；政府很快给跨国企业制定了外贸配额，但又发现他们在香港注册公司规避监管；这让习近平出手打击香港金融界，防止资金离岸；但资本转而离开香港，集中在海外上市；他出台规定限制企业境外融资，设法扣留资产，但发现很多企业已经被信托化，国内的股权所剩无几；他试图收归那些还未出海的企业股权，却又发现它们已经做了内保外贷，只把债务留给了中国。  

资本各显神通，在习近平的管制下四散逃窜；而习则在这些逃跑的资金后面奋力追赶；他清洗澳门赌场，关停第三方支付牌照，打击的钱庄和外资银行，同时又清查用于走账的个体外贸账户和作为影子金融系统的区块链。他用尽各种手段围堵，却发现窟窿始终捂不完，西方总能想到办法给高官和富商提供走资渠道。  

这让习近平心中十分焦灼，他担忧资本夺路而逃，最终会把中国掏空；一旦政府陷入财政困境，他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但习近平的对手也反过来认为他的斗争路线在加速环境恶化，而且他公私合营的计划搞得人心惶惶。他执政这十年，已经成为了改革开放以来内政外交最低迷的时候；大家质疑就算把资源交给习近平，他的政策也是个无底洞，会率先把中国掏空。 

习近平的危机 3：绝对不忠诚 

习近平和资本的战争，其实代表着他与整个官僚系统的对立。他并没有国家的观念，甚至都没有政党的观念。人们看出他不但固执，还过度自私，会为守住权力而伤害国本。从政的大忌就是为一己之利而罔顾国体，但在国家利益与自我权力冲突时，习近平毫无疑问会牺牲前者；他愿意接受一个破败的中国，也不能接受权力的旁落。  

这导致他在政治斗争上有些不计后果，正如他为了个人权威，不惜牺牲国家经营了几十年的国际关系；在中国与世界对抗的初期，美国曾向中国表示，双方的关系正在趋向零和博弈；西方各国也一直告诉共产党，不要把经济纠葛上升到政治层面；这都是在提醒中共高层，让他们尽快遏制对抗主义。但习近平以此步步进逼，最终迫得对方采取政治回应；——西方重提民族和人权，并停止对中国的官员提供财产庇护，而美国也出台法案禁止侵犯人权的官员入境。  

这破坏了官僚系统最核心的利益，因为他们不能进入西方国境，就等于隔绝了自己的财产；一个独裁者能受到多少拥护，归根结底源于他能创造多大的共同利益；而这也是大家不愿推翻邓小平路线的原因。但习近平的自我意识过强，把整个国家乃至政党都视为他的独占利益。除了自己身边的犬马，他几乎伤及了一切人。  

而且他心中有一种偏执，认为一切人都应该不计代价地拥护核心。如果大家都愿意就范并合作，那么自己就有足够的力量去贯彻意志。但官僚们根本无法认同这种态度，他们不可能在习近平显著的错误下去支持他。而这也导致习用强势的态度去压制整个官僚系统，以维系住越来越分裂的政治基础；他像拉扯提线木偶般，强行让整个国家跟随他的步调。  

然而这样的管理让整个国家都处于缺乏生机的状态，自习近平登基以来，中国的官场变得异常压抑；官员在工作上非常消极，很多人希望用一场苦熬来换取明天。但他们看到习近平修改了宪法，打算在皇位上久居不下时，就感到了一种绵无绝期的恶劣情势。  

而这种僵持的局面是无法持续的，总会出现破局的一天。习近平会越来越孤立，甚至他的支持者也会内心动摇；因为他们看到习近平一意孤行，担忧自己也会跟着前景黯淡。而且习近平性格刚愎狭隘，作他的臣属十分吃力。他时常与属下争功，并习惯把过错归咎于他人；他的很多政策都不具备现实性，但他总是责怪下属们执行不力。  

这导致习近平的僚属关系不太稳定，从他就任以来，很多人曾红极一时，后来却慢慢淡出或落马。——王岐山曾经是他的亲密伙伴，但后来逐渐被边缘化；孙立军和傅政华都曾是他的打手，但却接连落马被查；王健林在习近平任职三年后成为中国首富，并曾让习近平的家人持股万达，但最后却在资本出海的问题上遭遇清算；还有一些当初被习近平所赏识的高级网评员，也是心猿意马，在瘟疫爆发期间与他分道扬镳。 

这可能让习近平感到政道沧桑，人心难测，也让他在人事任用上颇有顾虑；因为很多人都是前任元老的走卒，虽然对他表了忠，但他担心这些人二次变节。习近平曾公开表示自己憎恶“两面人”，他一再提出“绝对忠诚”，强调“旗帜鲜明地反对‘伪忠诚’ ”。他担忧身边出现苏秦那样善于纵横术的阴谋家，而他又拿不准谁是这个人，因此时刻提防着身边人勾结和密谋。  

这种状态让习如履薄冰，他一方面要依赖身边人，一方面又担心被他们倒台；这让他在风险防范上草木皆兵。他曾去香港视察，其保镖严密的程度骇人听闻；香港当时出动一万警力保持戒备，本地民众从未见过如此惊人的阵仗。同样地，习近平在武汉疫情后，经过一再拖延终于前往慰问；安保人员前仆后继，将他水泄不通地围绕，而整个武汉也是一步一哨，四下风声鹤唳。  

不过这种危机感也并非空穴来风；外界一直有声音在刺激习近平，经常有不明来源的消息传出他身体不适，又或者说他有了接班人；尽管他抓捕了党内给他指定的继承人，但仍有风声说他将被取而代之；——这种小道放风的现象，透露出有人在测试整个中国的反应。  

而这也让习近平处于惴惴不安中；他无法确定哪些人对自己还保持着忠诚，只能一再对身边人进行清查；他要消灭一切颠覆他的企图，他不能容忍像胡耀邦和赵紫阳那样失去权力，因为他还有许多未竟之志；他还需要另一个十年或者二十年。 

综述：逆流泅泳的帝王 

十年前，人们在考虑习近平将把中国带往何方。但十年后，人们更应该考虑他自己将走向何方。  

他是个准备不够充分的领袖，有些仓促地应对着这个变化过快的时代。而且他运气不好，在任期内正好遭遇经济的下行；国家的两个经济支柱，人口红利和房地产，都开始面临转折点。这意味着中国的制造业会衰弱，同时土地财政也难以为继。并且中国的经济活力太低，难以激活居民内需作为另一个支柱。而与此同时，国内资产价格高企，实体行业凋敝；工人抗议，农民讨薪，金融难民讨债，这些事件的数量都远超习近平之前的时代。而此时中美交恶又引发了贸易战，让出口面临困阻；且在突如其来的疫情下，习近平把内部矛盾延伸为国际对抗，导致了新军事竞赛的兴起。  

其实这些问题未必是习近平个人所导致，但专制制度有一个特征，就是它欠缺代议制下的长效机制，因此存在很强的周期性。所以对执政者来说，天时地利很重要；领导人不但要生逢其世（家世），还要生逢其时。而习近平上台时，中国的经济红利已经在变弱，但遗留问题却开始显现。并且习近平的个人作风又带来了一种负向反馈；——在政治周期本就对他不利的情况下，他却采取了一系列偏激的作法，从而加剧了事态恶化。  

这些因素会营造出一种对他不利的氛围；因为中国传统观念认为，皇帝受命于天，必然受到上天眷顾；所以国家风调雨顺，才能证明当政者是天选之子。然而习近平上台后，国家的内政外交却连番受挫，经济也陷入全面性的衰退；而且近十年来频现天灾人祸，甚至在 2016 年出现荧惑守心这种罕见的凶象；这足以让任何一个皇帝感到恐慌，但习近平却又遭遇了中国百年难遇的疫情，而这种规模的瘟疫往往预示着王朝的衰败；上一次遭遇大瘟疫的领袖是慈禧，而再上一次是崇祯。 

对一个皇帝来说，如此多不祥之兆集于一身，会带来一种暗示，表明他并非天选之子，而其实是上天的弃儿。  

这让习近平异常焦灼，他不停地修补着政权上的一道道创口，并迫切地希望创造一些事迹来证明自己；这让他的政策总是风疾火燎；例如他要整顿市貌，北京就开始清退低端人口；要搞技术突破，就开始芯片大跃进；要节能减排，工厂就限电停产。  

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政治就没有如此混乱过。行政部门为了达到习近平的指标，时常处于首尾不相顾的局面。虽然习也做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改变，如改善财政分配，裁撤冗员，以及精简公务流程等；但他没有迎来好感，因为体制内十分抵触；公职部门集体不作为，政府把压力层层向下摊派；民众没有觉得行政体制有多大改良，办事依然困难。  

习近平本希望掌控一切，但却让一切失序；他感到一切都在与他为敌，甚至上天都与他为敌。在这种处境下，他指望通过政治高压来扭转局面。在习近平的统治下，国内烽烟四起，充满讨伐之声；他打击宗教，打击民运，打击少数民族，打击律师，打击境外势力；但在打击完后留下了一片片焦土。他要推翻很多东西，但又无法让它们变得更理想。虽然他也强调发展科技，升级供应链。不过他的权力意识就像一个漩涡，无论创造多少资源，都会消耗于其中。  

这种自我中心限制了习近平的格局，他的世界观很虚幻，而且思路上的盲点太多，这些盲点本可以被集体领导机制所防范，但他却削弱了这种机制。他希望通过连任去自我证明，但却摊开了一个无法掌控的局面；他想要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想要主导第三世界，还想西方认可他的政治地位。当他无法获得这些认可的时候，他就打算关闭国门，给全民做政治改造；但今时不同往日，技术潮流将把封闭的中国和世界的差距拉大，国门最终还是会被推开。  

习近平面临的终究是一个与自己理念不合的时代，他在时代的浪潮中逆流而行，但却希望整个国家给他护航；他心中相信，这只是蜕变前的黑夜；通过自己的一鼓作气，他最终能够力挽狂澜；他会宣告自己将带来一个跨越式的里程碑，并解决一切的历史遗留问题。但大家都知道，他更可能铸成不可挽回的历史错误，而这些错误将花费国家几个世代去偿还。 

综述：习近平和薄熙来 1 同代传承 

习近平可以说是地位十分尴尬的一个皇帝，他在一开始把自己的起点定得很高，从而让自己走了背运。因为他的错误都会在他的宣传下显得格外刺眼。并且伴随着他一步步走下坡路，人们也越加感到懊丧，认为中国被他带入了一条歧途。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越发地怀旧，尤其是怀念与中国政坛失之交臂的薄熙来。他和习近平属于同辈，也曾被人们寄予过领袖的厚望。人们时常想起他的乐观和积极，认为如果他还在，中国的景况不至于此。很多人认为他运气不好，因为一些疏忽而断送了自己，以至于将高位拱手让给习近平；而每念及此，人们的惆怅都会加深。  

人们会通过习近平联想到薄熙来，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相似点，但是形象落差却很大。薄熙来曾是政界的明星，朝气蓬勃，口才过人，这让话不离稿且磕磕绊绊的习近平相形见绌。薄豪迈而洒脱，喜欢与民众面对面交流；而习即便是未担任最高领袖之前，也不敢随意走到民间去。薄像一个活跃而开朗的西方政客，而习更像被体制熏陶过度，显得枯燥和刻板。  

不过尽管有这样的差别，他们之间却存在一种同代传承的关系；习近平在某种意义上继承者薄熙来的衣钵，并将他的政治影响一直传播至今。从根本上来说，习很欣赏薄，不仅欣赏他的手腕，还欣赏他的个人风度。薄熙来给了他很多政治观念上的启发，并让他在政策制定上有所借鉴。  

首先两人在权谋上都具备相当程度的破坏性，是那种敢于打破政党内部平衡的人。薄熙来最著名的政治遗产就是在重庆掀起歌颂红旗的热潮，以博取政治地位。而习近平在集权之路上，也是采用向红色文化复辟的方式，为自己创造政治拥护。同时薄熙来借以整顿风气的打黑运动，也被习近平所承继；在重庆时薄熙来的口号是：“扫黑除恶，专项行动”；而习近平的口号则是：“打黑除恶，专项斗争”。  

此外薄熙来喜好以刑狱手段去打击异议人士，他曾在打黑过程中抓捕过辩护律师和民间企业家；而习近平更是不遑多让，一举发动了让世界震惊的律师和维权人士大抓捕，其规模亦远非薄熙当年来可比。  

而且薄熙来一度想加强对社会的监控；当时王立军计划在城市安置数百万摄像头，打造平安重庆。而这一概念被习近平所实现，他主政后急剧扩充监控规模，直至中国成为这个领域的翘楚，在世界人均电子监控数量上囊括前五的排名。 

而近年来习近平所提出的“共同富裕”概念，实际就是薄熙来在重庆主政时所提出的“共富十二条”的翻版。人们看到即便薄熙来淡出了政坛，他的想法还是被嵌套进习近平的政策中。可以说在很多方面，习都是他的私淑弟子。  

但这种现象导致了一个直白的结论，就是认为习和薄是一丘之貉，两人无论谁上台都是中国的灾难；——然而严格说来，两人只在维护体制上有共性，而在政治认知和个人素质上，却有着根本的差异。  

比如习近平刚上台时，曾有意无意地效仿薄熙来式的个人魅力，试图展现一种融贯东西的风格；但这遭到了失败，因为他并不具备相应的内涵。薄熙来深得宣传精髓，他能由内而外地散发影响力，吸引人簇拥在他身边；反之习近平过于依赖炒作，他每到地方视察，总有人声嘶力竭地高呼万岁；这看着更像一种讽刺。他对外宣称每天游泳，却没人见过他下水的样子；倒是薄熙来留下了赤膊上身，带着泳帽活动的照片。  

显然薄熙来有一种浑然自成的从容，而习近平则表现木讷，风格不明朗；所以尽管两人都豢养网评员，但薄熙来用网军是攻，习近平是守。薄搞宣传是为自己锦上添花，而习更多是为了遮丑；薄时代的网评员多少有一些文风，懂得伪装客观；但当代网评员则素质显著低下，充满谩骂和侮辱性言辞，即便是外交部都呈现出下三路的倾向。因此薄熙来的外宣能增加他的光环，而习近平的战狼外交却引发了全世界的厌恶。  

而且薄熙来喜欢结交文人，让知识分子为他助阵；他和江泽民这类领袖一样，有一种吸引文人的风范；因为知识分子多少带有一些风骨，容易被人格魅力所征服。而习近平并不具备这种特质，所以当他在国际上念书单时，嘲笑他最狠的就是知识分子，而这也让习更倾向于把他们当丑老九批斗。  

其实对薄熙来的模仿，让习近平处于了比较劣势，会让人自然地拿两者做对比；相对来说，薄熙来更像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习近平则像一个没有特色的官僚样本。以至于到了今时今日，很多人宁愿支持在监狱中的薄熙来，也不愿支持在龙椅上的习近平。  

综述：习近平和薄熙来 2 迥然不同的中国 

从个人起点来说，薄熙来显著高于习近平；他得天独厚，凡事都喜欢拔得头筹；不过在专制体制下，最难容的也是这种人。就这个意义来说，习近平要更幸运一些；而这种幸运在一定程度上是源自他的家族。——在文革浪潮中，习仲勋和薄一波都被打倒；薄一波在 1978 年获得平反，习仲勋于 1980 年平反。两人都回到了中央，但薄一波在大小事务上都支持邓小平。而习仲勋的性格更率直一些，也不太官僚化；他在 89 年学潮中为受到批判的胡耀邦仗义执言，这并不符合邓小平的意志，也造成了两个家族权位的分野；薄一波一直是党内决策的重要人物，而习仲勋的成就则更多在经济建设上。  

习仲勋于 2002 年逝世，这时习近平是浙江代省长，薄熙来是辽宁代省长；但此时薄的光芒转盛，他的家族也在为他的升迁造势；薄一波直到 2007 年逝世，都在为儿子的政治前途奔忙；而薄熙来敢于行为出格，也大多是由于家族的庇佑。  

就此来看，他受到父辈的荫蔽要比习近平更隆厚；而且薄家的风格较进取，习家则低调很多；且显然地，习近平要比薄熙来更隐忍。相较于习，薄有一个显著劣势，就是他过于招摇，不擅长“隐性施政”。而这一点习近平做得更好，他通常不把政治意图上升为明文政策，往往不露痕迹地施政。正如他唱红的声势虽大，但从不将其标榜为一项运动或政策，所以很难招致攻击。  

这种区别造就了他们截然不同的执政思路；习近平更倾向于传统和保守，因为他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而薄熙来作风前卫，更像一个西方式的官僚；这并不是说他的意识已经被西化，而是他看到西方社会的成熟；他并不喜欢封闭和僵化，哪怕在官方场合，他也喜欢气氛活跃。  

因此薄熙来制定政策比较开放，他敢于创想，也善于因地制宜，因此在大连和重庆都能成功；这断不是习近平动辄就打造一个雄安新区所能比。他没有薄那样的自信，过度的自由化会让他不安；他更倾向于政治优先，而且不敢轻易放权。所以即便他照抄薄熙来的政策，很多时候也会搅成一滩浑水；因为他会将同样的政策演化出不同的目的。正如两人都唱红，但对薄熙来而言这只是进身之阶，他会见好就收；而习近平却打算将其作为政治常态。而在打黑上面，薄熙来很大程度是为了改善社会生态；而习近平则是要创造核心拥护，换言之，黑社会和宗教，民主人士等并无二致，都是异端。  

而在经济理念上，两人更是存在根本的差异；薄熙来很重视经济，因为他清楚经济是执政之本。在这一点上，他可以局部地抛开政治立场，采取务实的态度。但在习近平这里，经济倒像是权术的延伸；他在很多概念上效法薄熙来，但都是一种障眼法；——他宣布要改善民生，平抑房价，但却在上任后掀起了最疯狂的房地产炒作；他提倡脱虚向实，但却热衷于庞氏经济和资本游戏；他声称要挤泡沫，但却将债务扩张到 GDP 增长的两倍，并在执政的十年内将货币发行量翻倍。 

最重要的是，习近平身上有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他带有一种天生吸血的特质；他采用着高支出的治国模式，并任性地把国家当作供血机器；一旦有需要，他就会向社会抽血。他把创造力都用在了发明政策上，而这些政策只是为了变相地收割财富。  

相对而言，薄熙来虽然手腕粗放，但绝不会破坏经济根基；他懂得如何去创造一种经济常态；而这正是习近平难以领会的一点，他无法探究薄熙来政策的内核，也难以在自我需求与现实环境中取得一个平衡。  

很多人一直相信，薄熙来比习近平更适合主政中国；虽然共产党不一定喜欢薄的方式，但他行事更理性，经济思路更成熟；他不会把政治运动升级，而习近平则存在这种风险。而且薄熙来比较重视底层的生息，他的政策多少能让社会雨露均沾。虽然他同样是体制的捍卫者，但他会保留社会的活力，而不是像习那样从上至下地搜刮，让人难以喘息。  

在习近平来说，他对薄熙来态度正如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一样；他既佩服这个人，又担忧他的影响力；薄的声望曾一度超越国家最高领导人，并受到广泛的拥护。无论在民间还是官僚系统中，他的影响力都没有消失。而审视今日的局面，不免会让越来越多的人怀念他，而这更让习近平感到介怀。  

在薄熙来倒台后，习高调宣扬红色文化，其中多少存在着与其争夺红色遗产的意图；正如他在疫情期间争夺抗疫指挥官的称号。同时他极力清除着薄执政时的痕迹；他拆除了大连的华表，废除了女骑警，并撤掉了重庆的交巡警平台；不过他最难清除的，还是自己身上那层薄熙来的影子。 

综述：习近平的民主之路 

在近代领袖中，习近平可能是继薄熙来之后最不循常理的官员。如果说人们对薄的开放态度会想入非非，那么对习的政治倒退就感到捉摸不透。曾有人认真地对此分析，得到一种结果是习很可能要搞民主；——这种表态不是为了整蛊或反讽习近平，而是自他上台以来就一直呈现出某种反常现象，这些反常并不符合他的政治定位；虽然他一直表现得像一个专制者，但这种专制显得过于刻意和突出；而且就中国的现状来说，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并不大，人们一度对民主的前景感到无望。但自习近平当政以后，却带来了另一种启示，就是民主更可能在一种破而后立的环境中产生。  

这种观点是基于习近平执政轨迹中的现象分析；——在作为政党最高领导人的十年间，他推行了很多极端的政策；这些政策乍看之下是在巩固权力，但却对现行制度进行着一种破坏；这种破坏从他执政之初就不断地渗透进国家的各个层面，并层层消蚀着共产党的执政根基。  

这其中有一个支持论据，就是习近平的很多决策看似毫无章法，但却精准地攻击到政权的每一个命门。他几乎以一种外科手术式的手段，在不断地拆解这个集权政府。无论经济，民生，还是外交层面，他都制造了很严重的困境；而且他在执行这些政策时显得义无反顾，直至把问题推进到一种不可挽回的地步。  

显然，习近平正在很多方面断绝着政党的后路；而这引出了一个推论，就是他可能保留着父辈的影响，毕竟习仲勋很开明；但这个开明的人却看出党内的抵制力量很大，在既定条件下不可能达成改革。而如果习近平转换了策略，采用一种政治倒退的方式，反而更可能颠覆制度。  

对政治家来说，家族传承具有很大意义，例如薄熙来身上就可以看到薄一波的影响。人们一直怀疑习近平是否也在贯彻父辈遗志，利用集权引发变革。他虽然从未表露过任何民主倾向，但其举措却在创造民主的条件；而这种行动，必须要对中国的政治结构十分透彻才能胜任。很多人从头到尾都在怀疑，习专制的外表下是否别有一番民主用心；人们越看他，就越觉得他才是那个想颠覆政权的人。 

不过很多抱有这种想法的人，也一直在否认这个观点；因为习近平的气质太不符合，他显然更像一个步履维艰的独裁者。但其实对这个问题，也可以换一种思路看待，就是以目的论的角度去考量。——即便抛开习近平本身的意愿不谈，他的行为也在引发一场变革。而这就涉及到了中国实现民主的形态；——当前中国的民主思想大多还停留在不切实际的阶段；人们往往幻想领袖变得开明，然后自觉地推动民主；而这也是明君思想的另一种版本。不过期待独裁领袖们颠覆自己，这本身就很荒诞。在专制国家，政局的转变更多是时势使然。所以与其寄望谁会搞民主改革，不如考虑谁更能促成民主的条件。  

比如人们就对薄熙来抱有过政治改革的期望，但薄熙来更可能带来一种软性的独裁，让人民麻木；相较而言，习近平更可能给专制掘墓；因为他存在很多思想盲区，而且比较倔强；他不容易觉察到社会的末日气象，因此不会在政策上有所收敛。就好比毛泽东的文革将国家推向破灭的边缘，如果不是邓小平，这种危局就很难说会发展到什么方向；这一点对习近平同样适用，当他把一种政治狂热推向极致，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权崩塌。  

归根结底，中国的障碍在于封建残留，在常规状态下即便发生民主改革，也可能因为观念和困阻而倒退。因此就算人们不喜欢习近平，但他在这条专制之路上越久，其破坏就越深入。虽然这条路会给中国带来阵痛，但变革也会更彻底。  

所以即便他是弄巧成拙，但对结果来说也并不重要。只要他的行为能促成专制的解体，那么就具有积极意义。中国几千年，被极权所葬送的政权比比皆是，习近平也许能做到所有民主人士都做不到的事。古语有云：“兵者，诡道也。”，政治对普通人来讲本就难以理解；并且从历史也可以看出，重大的变革通常都是节外生枝，而不是以大众所预期的方式发生。  

习近平的终点 

习近平是中国近代的一个标志性领袖，他像灯塔一样显示出专制政权的周期性困境。而且作为一个局中人，他很难跳出政治立场去认知这一点。因此当历史的退潮来临时，他试图创造一股逆时代的力量去站稳脚跟；不过这却让他在一片困难中搁浅。他希望为自己争取多一点时间，因此提前宣示了自己的历史地位。——他把中国分为三个时代，将之前的中国定义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时代，而他则是新时代的缔造者。  

这种做法把习近平的自我宣传推向登峰造极，人们看出他为挽留政治地位，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因为毛邓是他完全不可与之比肩的人；而习近平在宣传上把自己无限拔高，就是为了去攀附这两个共产党的巨擘；他像唱独角戏一般强调着自己的重要性，做了后辈才应该做的盖棺定论。  

共产党从没有这样的先例，显然习近平的政治气数已到了强弩之末，而他却很不甘心；他终究不是一个扭转乾坤的人，对中国和共产党来说，都只会是一个过渡领袖。而且他已经走得太远，甚至超出了应有的预期。以至于有人疑惑，党内为什么能如此容忍他，让他把国家搞到今天这般境地。  

其实这是由于习近平最大程度地利用了中国的行政结构，以中央警卫局和其他监控手段去管控党内高层，因为他是一个掌控欲和危机感都较重的人。不过更根源性的因素是，共产党处于建政后的稳定期，已经很难产生强大的反对派；通常打江山的那一代人在执政地位上相去不远，因此很容易把权力斗争推高。而那些享受既得利益的后代们，不像他们祖辈那样直面过战争，带有一股杀伐气；他们早已在安稳和逸乐的生活中变得萎靡，而且容易患得患失。  

而此时如果出现一个性格强势且具备权术特质的人，就能够造成对群体的压制。而且就性格来说，习近平也的确比其他人更横得下心。也就是说，习的优势在于党群太弱，才得以让他威风八面。如果放在二三十年前的政治环境，这种治国方式早就被叫停，他自己也会被元老们罢黜。  

显然党内已经很难制约习近平，不过他却免不了败于自己之手；因为他的执政方式难以为继，只会造成越来越破败的局面，让他坚持至今的是一种性格上的执拗和失去退路的无奈。他一直没能获得让内心得以支撑的信念，而更像在执行一种权力本能。针对这种脾性，党内一些人会采取顺水推舟的态度去怂恿他，他们会堵塞他的言路，并为他的错误圆场；他们会把他推入一个无以复加的境地，并把所有仇恨都引到他身上去，然后让他为共产党的周期性困难承担责任。  

而此时的习近平，已经无法跳出这种局面；他一直在追逐一种理想的极权主义，而这却被现实中的各种权术所利用。——党内有人煽动他走向极端，从而创造政治契机；欧洲在利用中美的角逐，去占据更多的市场；而新兴国家则鼓励中国与西方割裂，以推动其产业链流出；同时美国也在利用习近平的攻击性，去挑动亚洲的局势；甚至就连民主人士们，都寄望于习近平连任以拖垮共产党。  

或许一直以来，习近平都认为他能改变世界；但在既定利益面前，他必然会被全盘推翻。——中国与世界经历了几十年磨合，不可能因某个人而决裂；共产党也不会为习近平的一己之利去与世界冷战；倘若他执意破坏共同利益，最终会触犯众怒。而此时对他来说就很危险，因为大家会采取反习不反共的策略；两边的高层会建立协作，去引导一场政治变局，把习近平和共产党切割；而这会让他遭遇一个墙倒众人推的局面，并成为政治妥协之下的献祭。  

或许习近平不会预估这样的结果，但他也会感到前路迷茫。其实在以前，他也有过清澈和豁达的时候；在一些早年的影像中，曾记录了他的过往；——他当年接受采访时，显得思路流畅，吐字清晰，且流露出一种罕见的真性情；此外在一段家庭录影中，他向大家说：“一个人最好还是要保持本色。”  

这种转变让人匪夷所思，因为他的神采就是伴随他的政治升迁而消退的；或许成为最高领袖让他失去了很多东西，包括他曾拥有的那些淳朴的事物，——他的家庭，婚姻和友谊。尽管他保留了政治博弈所获得的胜利，但仍是一个阶段性的胜利者，并且失去了很多自主。  但他最终失去了本色，从前的他和现在判若两人；他早年双目有光，显得平和而谦逊；但成为中国领袖之后，却日渐衰颓。他的面容和气质发生了很大变化，几乎以目力可及的速度在老去，并且整个气场都在衰败。  

就他的现状来说，已经很难在从政之路上持续走下去；2022 年将会是他最大的转折点，即便他能用某种魔术式的手段获得连任，他也会面临满途荆棘，并在 2027 年前迎来全面的破败。他陷于强烈的自我偏执，以至于把政治过度理想化；他的处境和袁世凯当年相似，整个统治期都处于一种反差的时空中。他可能在内心上把自己奉为千古一帝，但最终会明白这不过是黄粱一梦。而这种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往往会成为一个执政者最致命的伤口。  

习近平很可能遭遇一个落寞的收场，对他来说，该来的总会来；人们不会固守不切实际的幻想，去跟随他一起覆亡。即便是他的支持者，也会与他渐行渐远。而当大家都离去，只把他一人留在宝座上茕茕孑立时，也就是他的政治生命寿终正寝之时。